“超英赶日”的印度将走向何方？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打破常规》
若论当今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印度无疑占据重要一席。
继2022年印度超过英国，稳定地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后，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印度将于今年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届时印度的名义GDP将达到4.187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4.186万亿美元。
从2014年的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到如今的“坐五争四”，印度是会继续崛起，还是会令人失望地停滞在较低的增长率上，不足以为千百万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全世界的制造商将会争先恐后来印度开展生产？还是说，过去几十年来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停滞不前表明印度已错过了登上工业发展班车的良机？印度是准备拥抱未来，还是沉溺于纠缠过去？
以上疑问反映了围绕印度经济而争论的双方观点。一方无限度地看好，不愿意正视对印度必将跻身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国家之列的任何担忧。另一方则充满挑剔，无视正在发生的任何积极现象。是否真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Robinson）所言：“你说的关于印度的任何真相，反过来都同样成立？”还是说，某一方的观点比另一方更接近真相？
对此如何作答至关重要，因为乐观者认为，但凡有必要，印度政府就应该强力推行自己的意志，哪怕冒着走向威权主义的风险。悲观者则相信，印度现任政府更擅长的是管控和压制令人不快的事实，而非真正为民众创造福利。只不过，他们这边一直没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
在《打破常规：印度特色的繁荣之路》一书中，知名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G.Rajan）和罗希特·兰巴（RohitLamba）认为，悲观者正确地指出了许多事实，而过分乐观者掩盖了印度经济中正在显现的裂痕。
两位作者在《打破常规》中，深刻剖析了印度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并指出印度如何开辟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印度现任政府执政的得与失
那么，为何悲观者认为，印度现任政府更擅长的是管控和压制令人不快的事实，而非真正为民众创造福利？
两位作者在书中给出了答案。太多的印度年轻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找到工作的希望，于是放弃了寻找。劳动年龄女性被雇用的比例只有可怜的五分之一，是二十国集团中最低的。男性的情况同样令人汗颜。印度浪费了太多的人力资本，很可能因为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工作岗位，而挥霍掉自己的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应该带来的收益。
同时，新的风暴还在积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疫情和气候灾害带来的扰动正在迫使企业界反思其全球供应链，许多跨国企业考虑对制造环节实施近岸外包甚至回流（reshoring）。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工作岗位还有可能通过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算法实现自动化。
印度需要解决方案。乐观者认为政府做对了某些事情，这点不假。建立覆盖全印度的商品和服务税，以取代各邦自行其是的五花八门的税收—此类市场一体化改革建议很早就已提出，如今终于由现任政府付诸实施。印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建高速公路、隧道和农村道路。利用数字堆栈（稍后将详细介绍）和大规模开设银行账户，政府可以直接实施福利转移支付，在惠及受益人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资金漏损。2023年9月，印度在新德里成功组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发表的会议宣言在若干棘手议题上达成共识，出色地完成了轮值主席国的任期。
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政府展示了执行能力，尤其是在所需行动（如兴修道路、厕所乃至雕像）较为明确，或者相关框架（如数字堆栈）已经由前任政府推出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在太多时候无法将计划落实的国家，这是可喜的变化。
然而，现任政府发起的各种行动并非都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它自己设想的一些行动。发展可持续的国民友好型智慧城市的行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与生产挂钩的激励措施（ProductionLinkedIncentive，PLI），农业市场改革，以及在2016年11月废除500卢比和1000卢比（在当时分别相当于7美元和14美元）面额纸币的去纸币化激进措施等，都效果不佳甚至造成破坏。私人部门的投资在过去10年保持不温不火的状态，说明社会对未来前景缺乏信心。
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关于如何创造工作岗位的经济思维仍停留在过去，印度依然试图用保护主义和补贴措施来促进制造业发展。对于如何积累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资产，即民众的技能，以应对前方的巨大挑战，包括现任政府在内的历届印度政府均无所作为。为理解这点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弄清楚经济增长规律已发生了哪些变化。
全球供应链的改变
货物运输费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幅下降。跨国公司开始寻求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因为最终产品可以很便利地输送到作为消费目的地的发达国家。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市场化改革时，跨国企业在决定生产地点时注意到中国廉价但技能不足的劳动力与昂贵的欧盟劳动力的差异，它们发现把仅需低技能的制造活动，主要是将进口部件组装成最终产品（如收音机和电视机等）的工作，外包给中国是合理的选择。这种劳动套利带来的成本节约幅度极大，使企业可以无视在中国开展生产要面临的某些早期困难（如基础设施不足），而毅然开办工厂。随着中国走上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发展路径，生产迅速扩大，其现代化工厂能够开展大规模生产，满足发达国家的巨大需求。
最终，随着中国走向富裕，其基础设施得以改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得以提升，即便是更为复杂的制造活动（如之前需要进口的收音机和电视机部件的生产），成本也得以降低。于是跨国企业把全部制造活动都转移到中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从贫困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仅需低技能的组装线开始的这种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发展路径在其他东亚经济体也发挥了作用，如日本、韩国等，也包括中国台湾。因此印度现任政府自然而然也会考虑追随这一路线。
这一简单叙事忽略了中国走向成功的某些重要细节。但目前仍可以认为，中国乃至东亚发展路径的起点是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全球（及本地）制造商，开展对技能要求不高的出口产品组装业务。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成本优势和利润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基础。
但对希望追随中国路径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后起国家来说，不幸之处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一方面，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至今仍未耗尽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储备，特别是在西部省份。因此，今天后起国家的劳动力在与依旧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和其他后起国家的劳动力相竞争，而非与美国或日本的昂贵劳动力相竞争。能否攀升到更复杂的制造活动也无把握，因为中国、马来西亚及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大幅改进了物流系统，能够很便利且廉价地在全球各地输送较为先进的制造部件。换句话说，在全球供应链的制造部分，每个环节都面临着非常激烈的竞争。另外，一个国家加入低技能组装生产既不能确保获得利润，也不一定能进入技能要求更高的其他制造业领域。
各个环节的不同竞争程度造成了产品附加值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不同分布，这有时被称作“微笑曲线”。供应链初始阶段的研发设计等带来的附加值非常高，中间阶段的实物制造带来的附加值较低，而在产品抵达消费者之前的终端服务环节（如品牌、营销、广告、销售、金融和内容服务等）又再度产生大量附加值。我们把全球供应链不同环节的附加值分布点按上述次序标注出来，就会得到一条类似微笑的曲线。
例如，苹果公司的绝大多数手机是由台资的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组装，而非自己生产。苹果公司如今的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富士康公司的市值则不足500亿美元。苹果公司自己不制造任何东西，市值却是富士康的60倍以上！这是因为它要在手机的全球供应链初始阶段提供研发和设计服务，在末期阶段负责品牌形象、市场宣传和内容支持[包括苹果公司开发的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iTunes和AppStore（应用商店）等服务]。它在这些阶段遭遇的竞争程度较低，利润非常高。当人们在商店购买苹果手机时，仅有约三分之一的附加值归属制造阶段，其中一小部分归属组装环节，并且因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该环节的利润相当微薄。这就是苹果公司与富士康公司市值差异巨大的根源。并非所有全球供应链都采用这一模式，但许多与之类似。
出于若干原因，印度错过了制造业发展的班车，而中国赶上了。在错失之后，印度目前正在努力通过巨额补贴以吸引众多企业前来开展组装业务。这样做合适吗？我们已经找到了部分答案。从低技能组装生产起步，再逐步升级的中国发展路径对印度不会特别适用，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已占据先机并压低了利润水平。这么说不是源于对印度实力的悲观态度，而是认清了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应该轻视制造业。事实上，印度需要所有能够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在提升制造业的吸引力时，应该更多关注改善基本面，如改进物质基础设施，让营商环境变得更加便利和稳定，提升劳动力素质等，而非将大笔宝贵补贴投向制造商。目前外国投资较为活跃的泰米尔纳德邦等几个邦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不过，根据我们对全球供应链附加值格局变化的理解，印度可以尝试一条迄今尚未有人探索过且与自身优势更加贴合的发展道路。在参与竞争时，它应该面向未来而非过去。
即使通过低技能制造业出口向上攀升的道路已经显著收窄，印度也不应该感到绝望，因为技术进步正在开辟从事直接服务出口以及涉及更高技能的制造业相关服务出口（如芯片设计）的机会窗口。这些领域包含一整套新型生产活动，可望在印度获得蓬勃发展。
还有，除了出口，印度的企业还可以迎合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我们倡导的发展道路将创造众多新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印度如果想在如今的大多数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就必须为提升全体民众的技能而大力投资。集中投资于教育、医疗和职业培训，将帮助印度人胜任现有的工作岗位，同时吸引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来印度寻找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过去的发展模式是在价值链上逐步提升，从对技能要求不高的产品组装的最低起点开始。要打破这种常规路线，印度必须创造培育创意和创业的环境，在本国催生能推出全然不同的有用产品的更多企业，有意识地占据供应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或者，印度必须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就着眼于从体力向脑力的转型，这要求全国范围的共同努力。
对于我们设想的印度发展道路，最好的诠释方法还是介绍一些案例，包括一个假想案例和几个现实案例。下面的第一个例子是为世界各国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商学院，其他例子则将展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如何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创造出兼具二者特征的全新产品。
在近期实现高附加值服务的直接出口
维诺德·埃拉利（VinodErali）教授走下奥拉出租车，向身披纱丽的司机道别。在路过西印度卓越管理学院的精心打理的院子时，他能看到院墙之外的学院创业中心，之前毕业的许多学生在那里创建的企业如今已在全球家喻户晓。他还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矗立着印度信息技术学院的钢结构大楼，那里的许多学生与西印度卓越管理学院的学生合作创业。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埃拉利教授回忆 21 世纪 20 年代初入职时，课堂仍是传统桌椅白板模式；如今他下午延续此授课方式，上午则在布满电子设备的 “虚拟教室” 中教学：戴上虚拟现实头盔后，80 名来自全球的全职高管学员以虚拟形象入座，通过特制设备实现实时互动，他可召唤影像数据、开展激烈讨论，而设备已从笨重不透明升级为能看清面孔的透明头饰。
这所学院的成功源于多重因素：技术成熟与现实需求的结合，让全球学员能低成本获取顶级商学院教育；印度经济地位提升、教授的国际经验、学员背景多样性及英语授课（辅以完善的实时翻译）增强了吸引力；更关键的是学院秉持 “世界一家” 理念，以开放包容的传统和思想创造力成为全球创意摇篮，连下午的普通课程也吸引了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国学员。即便对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言，这些学生的到来也增加了巨大的价值。
西印度卓越管理学院为本地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创造了外汇收入，还雇用了大量人员，从埃拉利教授本人到负责技术支持的萨米亚、配合其课程的大量助教、负责调试聊天机器人助理的程序员、维护校园环境的园丁，以及接送他上下班的出租车司机和在家中帮忙的家政人员等。
这些人基本上都在课程开始之前把自己的服务内嵌其中，并不需要实时提供。
服务的远程提供与规模经济
目前，许多高技能服务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例如，咨询顾问虽然还需要实时给客户做最终报告演示，却可以通过视频会议来远程操作。另外咨询团队的分析可以在线下进行，他们的工作内嵌在提交给客户的最终建议之中，不需要在客户所在地展开，也无须实时操作。
某些高技能企业服务还能利用规模经济，在产出增长的时候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雪佛兰沃蓝达轿车的程序代码是一项固定成本，因此通用汽车公司销售的该型号轿车越多，每辆车分摊的代码成本就越低，实现的利润就越高。这种成本固定的现象很普遍。例如协助埃拉利教授的技术员萨米亚不只是为一个教授提供支持，还帮助西印度卓越管理学院的其他许多教授面向全球授课。这些教授也都会利用同一间教室里昂贵的技术设备，他们的人数越多，分摊的人工助理和技术设备的固定成本就越少，授课服务的成本也随之降低。所以，即便服务业中也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从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中获益。
服务企业还可以通过开设分支机构或授权来扩大规模，即大量复制成功的小型机构。麦当劳和星巴克的触手能延伸到许多国家，是因为这些企业依靠多年的经验积累，在特许经营方面发展出了通行的有效运营模式，并能通过共同的采购、融资和营销平台提高效率。例如，意大利深度烘焙美式咖啡在全世界每家星巴克连锁店都有几乎相同的口味，因为它们用同样的办法调制，采用共同的配方、原料和设备。这让国际上的客户群体知道，无论自己走进世界上哪个地方的星巴克连锁店，都会有类似的消费期待，同时也让星巴克的营销宣传能适用于所有连锁店。有趣的是， 本书作者罗希特喜欢喝印度北方的马萨拉茶，拉詹则喜欢印度南方的过滤咖啡，我们都无法在国际连锁咖啡店里找到自己最中意的饮品—星巴克店里那款命名欠妥的印度拿铁茶的味道并不理想。这表明在规模化推广消费品时仍会遇到各国的口味差异，也显示被广泛消费的其他产品存在扩大规模、开拓新市场的机遇。印度的连锁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将大有可为！
总之，无论是通过内嵌于产品，还是远程提供，服务都可以加入国际贸易。某些服务还可以实现巨大的规模经济，从而激励企业、特许经营、网络和平台依靠出口业务迅速成长起来，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就业岗位。这种规模效应还会刺激创新。如果发现某种星巴克咖啡能用更少的能耗来制作，并把该技术推广到每一家连锁店，那么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成本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