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解读：近代为何汉奸多的原因

金一南，1952年，在云南这片热土上降生，其家族的根深植于江西永丰。在军事领域，他是一位资深的专家，同时在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上，亦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荣获了少将军衔。他曾担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教授，并身兼博士生导师的重任。

作者：金一南

常思考的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为何会出现大量叛逃者？这种现象并非孤立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特附金一南教授的4场讲座视频以供参考。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之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等超过二十名中央委员背离了祖国，投靠了敌军。与此同时，五十八位旅长、参谋长等高级将领亦纷纷向敌人投降，更有部分部队整体发生叛变。

抗战中，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总规模竟达到了惊人的210万之众，这一数字甚至超越了侵华日军的总数，使我国家在二战期间独树一帜，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伪军人数超越侵略军的国家。

二战烽火燃起之际，众多遭受侵略的国家见证了伪军的滋生现象。以苏联为例，当纳粹德国的铁骑横扫而来，苏联的卫国战争随即拉开序幕，乌克兰地区便出现了协助侵略者的伪军。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德国的攻势波及法国领土，法国境内也出现了协助侵略者的伪军。至于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今称埃塞俄比亚——的入侵，该地区同样出现了支持侵略者的伪军。

但此类情形，正如我国所经历的，伪军人数竟超过侵略者，实属罕见之极。

在抗日战争期间，众多伪军与汉奸因向侵略者屈服、背离民族利益而为人所不齿。

昔日，这些卖国者均曾占据社会上层地位，诸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鸿志、王揖唐、齐燮元、庞炳勋等。他们无不曾是国民政府军政界的杰出人物。

庞炳勋在台儿庄战役中勇猛作战，建树显赫，不久后却做出了向日军投降的决定，随后便受命担任了日伪第24集团军的军长。

尤为令人不齿的是，这些汉奸之间的争斗尤为惨烈。

南京傀儡政权的首脑汪精卫，与华北伪政权的要员王克敏，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

“精卫啊，在与日本人周旋的技艺上，你似乎还需向我讨教一二。那些人说话不算数，前言不搭后语，若你要与他们有所交往，这样的手段显然还不够。”

王克敏之所以言辞如此犀利，实则源于他投降日本的时间早于汪精卫，这使得他在汪精卫面前自称“资深叛国者”。

汪精卫愤慨至极，在南京伪国会中提出一项动议，旨在彻底剥夺王克敏的权力。

会议进程中，王克敏不慎陷入了倦怠，待提案顺利通过，他亦浑浑噩噩地与众人一同举起了手进行表决。事后，他方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悄然溜走。于是，王克敏向周佛海诉苦道：

“岁月将近七十载，人生之旅即将画上句点。对于那些所谓的是非，我已不再萦绕于心。毕竟时光有限，待至生命的终章，合上眼帘，便是归宿之地，任凭世态如何更迭。”

观那汪先生，其独自跃入漩涡尚可，何必牵连一群青年，使他们亦背负汉奸之嫌？其所作所为，实乃道德败坏之行。

周佛海连连叹息。

“都到这个地步，还内斗！”

不妨细究汪精卫所选以替代王克敏之人的王揖唐。此人曾远赴日本，有幸拜见天皇裕仁。返国之后，他泼墨挥毫，创作了一首七言绝句。

八纮一宇浴仁风，

旭日萦辉递藐躬。

春殿从容温语慰，

外臣感激此心同。

此事污秽不堪，令人耻辱。

这样的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的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这难道不是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

遥想往昔，汪精卫刺杀大清摄政王载沣之举，堪称英勇壮举。即便被捕入狱，他亦留下豪迈之词，气贯长虹。

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昔日审讯汪精卫的肃亲王善耆，在阅读了汪精卫所撰的革命文章后，曾感慨地言道：

“纵使非王公显贵，我亦愿化身为革命先锋。”

善耆协助摄政王载沣处理政务，为赢得天下民心，特别赦免了汪精卫。

在特赦之际，肃亲王善耆频于狱中与汪精卫展开对谈，所谓“提审”，实则不过是双方的一场辩论。尽管双方均倾力陈词，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试图说服汪精卫投效大清的肃亲王善耆，最终语重心长地吐露了一句：

“这场革命自是事出有因，因见得清廷弊端丛生。若革命得胜，我想即便你们，也未必能超越我们多少。”

正如善耆所预言，革命终告成功，大清王朝土崩瓦解，民国应运而生。然而，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汪精卫最终竟堕落为汉奸。

梅思平亦然。

此人为北京大学高才生，亦乃“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在那场声势浩大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中，他毅然成为首个挺身而入、点燃火种之人，一把火焚毁了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宅邸。曹汝霖因其在“五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被世人唾弃为卖国贼。

那么，历史的进程又是如何发展的呢？在抗战时期，梅思平选择背叛祖国，投靠敌人，成为了汪伪政权的核心成员，担任了多个伪部长的职务，甚至一度担任了伪浙江省省长的要职。

曹汝霖抗战时拒绝与日合作。

何为革命？通过观察那些昔日的革命者经历的转变，便能深刻理解一场真正且彻底的革命究竟面临着多么艰巨与繁复的挑战。

今日，有人赞誉周作人的散文风华绝代，认为其堪称为“我国散文之冠”。然而，若一个人的文采与品德相悖，那么这样的“才华”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自“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被迫迁出北平，而周作人却选择留了下来。

周作人若不愿离去，选择滞留于日本占领区亦非不可，然而即便如此，他亦不应与那些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

可是，当时，即便是那些曾劝周作人接受伪职的日本人，也都对结果感到出乎意料。他们原本料定，周作人不会轻易舍弃文人的高尚节操。日方当时对周作人接受伪职的预期，仅存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即便他坚决拒绝，他们亦无意强迫。

谁能料想，即便是千分之一的机会，周作人亦能将其转化为百分百的成就，最终竟然担任了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的督办一职。他随同汪精卫访问日本及伪满洲国，不仅发表演说与广播演讲，更是亲自慰问了日本伤兵。

学者竟做此事，何故？

周作人曾如此解释道：若不担任那些虚有其名的职务，日本人便会对他下手。

时下仍有部分人士为周作人进行辩护，试图为其开脱，他们认为，相较之下，汉奸缪斌的罪行更为恶劣。若周作人未占据教育总署的职位，而是让缪斌取而代之，所带来的危害恐怕更为严重。

若深受此类谬误侵蚀，岂能不患上精神和气节上的“萎靡症”？

若仅以才华来衡量一位知识分子，而忽略其情感、品格与气节，以及个人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紧密联系，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否成为行业的典范、道德的标杆、社会的良知呢？

答案是否定。

周作人说过：

“即便文天祥再多，他的牺牲也无法弥补一切。我不愿看到中国再出现类似文天祥的悲剧。”

面对外来敌患，知识分子难道仅仅因为不是文天祥就甘心沦为侵略者的帮凶吗？！

南京保卫战期间的汉奸走狗

还有就是“家天下”式的封建专制统治长期与民众隔绝，由此引发民众对政府滋生敌意与“旁观者”心态。

于是出现此情况：

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当地民众于远处目睹战事。随着英军登陆，民众自发向他们提供蔬菜、牲畜与粮食。

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实施了焚毁，而众多民众亦纷纷加入了掠夺园中财宝的行列。

在八国联军中，隶属于中国军团的华勇营，恶名昭彰，被冠以“第一汉奸部队”的称号。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城，短短十天便攻陷了首都，原因何在？

通过审视八国联军遗留的历史资料照片，我们得以一窥当年之风貌。

1900年，八国联军通过广渠门下水道涌入京城。当地民众中，有人协助搭建梯子，而另一些人则袖手旁观，对此视若无睹。

众多中国民众协助侵略者推运小车、运送物资。当联军抵达北京城下，面对高耸的城墙与深广的护城河，竟有京城百姓向联军密报，称广渠门附近的下水道防御空虚。

八国联军继而从广渠门下水道沿坡道发起进攻，众多中国百姓却仅作旁观，面容漠然，静观其变。

或许他们心想，八国联军正与皇帝交战，这又与我们有何干系？

联军入侵北京后杀人，一些中国人反成为侵略者的帮凶，中国人捆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

这就是孙中山感慨：

四万万中国人，散沙也。

这亦是近代以来，我国屡遭强敌觊觎、轻蔑、侵袭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