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并非总是在前线指挥战术，更多时候是在宏观层面进行战略指导。但回顾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新保安战役却是一个罕见的特例。这场原本周密部署的战役，初期因前线指挥的混乱而一度陷入困境，甚至激怒了毛泽东，促使他亲自介入，力挽狂澜，最终成功歼灭了国民党精锐的第35军，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关键基础。
巧设妙局
在1948年的深秋，华北地区的战局牵动人心。当时，傅作义手握重兵，盘踞在易守难攻的北平城，其部队装备精良，且城内文物古迹众多，我军不便强攻。傅作义深谙此道，巧妙周旋于国、共、美三方之间，态度暧昧不清，甚至打着“投诚”的幌子拖延时间，暗地里却在大肆修筑工事，企图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毛泽东自然不会让他这种“待价而沽”的想法得逞。他洞悉傅作义的核心命脉并非固守北平，而是其手头的精锐部队。于是，一个围歼傅作义有生力量的“围点打援”战略悄然形成。这个天才构想旨在避免攻城带来的巨大损失，而是要将傅作义最看重的王牌军引出，一举歼灭。
傅作义的这支“心头肉”正是国民党第35军。这支部队装备了全套美式武器，还特别配备了400辆卡车，是华北平原上为数不多的机动部队，机动力强悍。它早在1930年就已成建制，最初在阎锡山手下，后被划归傅作义嫡系。这支部队的军长郭景云，更是行伍出身，作战勇猛，经验丰富，是傅作义一手提拔的将领。因此，歼灭第35军，将是对傅作义最沉重的打击。
战略的焦点被精准锁定在平张铁路线上的新保安。这条铁路是连接北平与傅作义老巢绥远的交通大动脉，而新保安正是其关键“七寸”。控制了新保安，就等于掌握了北平的命脉。傅作义也清楚其重要性，不仅在此部署重兵，还特意将第35军驻扎在丰台大营，以便随时支援平张一线。
毛泽东的意图远不止切断联系那么简单，他更想的是“拿下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早在1948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已预判到傅作义会派兵西进解围，开始布下这张天罗地网。
一团乱麻
按毛泽东的缜密部署，华北三大兵团将协同作战：杨李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首先出击，对张家口和宣化形成合围之势，诱使第35军出兵救援，同时也要阻击其撤退。接着，杨罗耿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参谋长耿彪）要在第35军经过新保安前去支援张家口后，迅速攻占新保安，堵死其退路。最后，东北野战军的程黄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则驻扎在北平东北方，随时准备加入平张一线的战斗，巩固对张家口和宣化的切断。
毛泽东的战略布局可谓天衣无缝，甚至在战役正式打响前，他还同时指挥着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的江淮作战，却仍投入大量精力对平张一线做了细致部署。他向即将参战的三大兵团发出多封电报，几乎涵盖了第35军所有可能的突围路线，甚至要求邓小平部防止其西退南下。电报中多次使用“务必”、“至要”等词，强调行动的极端重要性。然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意料之外的变局还是出现了。
1948年12月，杨李兵团依计对张家口宣化实施了切断合围。傅作义很快收到消息，他判断东北野战军刚结束辽沈战役，应处于休整期，因此围攻张家口的杨李兵团不足为惧，这或许只是我军的一次试探。傅作义决定借此机会展示实力，果断派出第35军驰援张家口，打算给我军一个“迎头痛击”。
但就在关键时刻，杨李兵团的司令员杨成武做出了一个误判。他认为“围师必阙”，如果将宣化彻底围死，第35军可能不会进入张家口支援，甚至会在支援后向西突围，从而打乱整个计划。因此，杨成武并未对宣化形成完整包围，他让部队沿铁路摆开，放任第35军驰援张家口。这种“放任”恰恰与毛泽东预设的“阻击其撤退速度”有所出入。
与此同时，杨罗耿兵团本应在第35军经过新保安后迅速出兵占领该地，堵死退路，却因路途难行而迟迟未至。尽管毛泽东早已打过招呼，杨得志兵团仍未进入全速前进状态。一方面是郭景云当时尚未离开北平，过早抵达可能引起傅作义恐慌，让第35军按兵不动。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三大兵团之间缺乏一个绝对统一的临战指挥，彼此间存在着“争功”的微妙考量。杨得志兵团似乎在等待杨成武兵团取得更大进展，避免“掠人之美”。
而东北野战军的程黄兵团在行军路上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他们在途经北平屏障密云时，兵团实力强劲，司令员程子华认为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于是顺手攻打了密云。但这“顺手”一击却惊动了北平城内的傅作义。特别是从密云传来的情报，攻打者是“戴狗皮帽子的军队”，这显然是东北野战军的标志，传递出的信息便是：东野提前入关了，而且目标直指平张一线。傅作义并非泛泛之辈，他立刻察觉到我军的最终意图，迅速做出反应，飞往张家口，当面下令郭景云率第35军“立即发报，撤回北平！”
拍案而起
当毛泽东得知前线战局完全脱离计划时，顿时大发雷霆。他愤怒地质问：“谁让他们打密云的？他们要是放跑了35军，我要记他们一辈子！”一旁的周恩来则宽慰道：“杨罗耿兵团也正在迅速赶到，况且这几个兵团的指战员，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的老同志了，战场上三大兵团没个统一的临时指挥，考虑的就多了嘛。”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分析，冷静下来。他细致剖析了战场的实际情况，发现周恩来所言确实有道理。战前没有明确委派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统一指挥官，导致这些经验丰富的将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下意识地依照了自己的作战经验和判断行事，而不是严格按照最高统帅的意图协同。但此时已无暇划分责任，再委派有资历的指挥官也已来不及。无奈之下，毛泽东决定亲自“下场”指挥。
从那刻起，毛泽东对这场战役的指挥变得异常精细而直接。他连续向杨得志、杨成武、程子华、林彪、聂荣臻发出多达35封（或更多）电报，所有指令都围绕着歼灭第35军。这些指示基本上越过了林彪和聂荣臻，不需要他们向下指挥，只是通知他们在外围做一些配合。具体的战术行动，毛泽东是直接下达到兵团。根据杨得志回忆，整个平津战役期间，他收到的毛泽东亲自起草发布的电报有90多份，其中55份直接或间接发给了杨得志兵团，大部分都与新保安战役有关，这足以体现了毛泽东对这场战役指挥的精细与直接。
12月4日，毛泽东对迟迟未到的杨罗耿兵团和程黄兵团下达了命令，电报措辞严厉：“你们务必迅速将主力用于敌军逃窜方向，务必将第35军与新保安之间的联系全部切断，不得有误！杨罗耿五日能否抵达，即告！”这份电报详细到令人惊叹：打哪里不打哪里，什么情况打，什么时机打，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其详细程度甚至超越了四大野战军给各个纵队下达的指示。没有杨罗耿兵团攻打新保安，就极有可能导致第35军畅通无阻地回到北平。
杨罗耿兵团收到这份电报后，丝毫不敢怠慢，立刻回电：“我部亦尽一切努力赶进，保证完成任务。”当时，杨罗耿部因天寒地冻，需要渡河架桥，且道路狭窄，大部队很难展开，导致行军速度缓慢。但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杨罗耿部随即下令进行昼夜不停的强行军，不再考虑寒冷，全体官兵趟河赶路，拿出红军长征时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的拼命劲。经过连续四天的强行军，杨罗耿部终于在12月8日凌晨抵达了新保安，成功堵住了正向东撤退的郭景云部。
同一天，12月8日，毛泽东又对包围张家口的杨李兵团下达了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这在历史上十分少见：“一、现35军既已成功东窜，张家口包围之敌有向绥远逃跑可能。二、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以三个纵队的全力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能使敌逃跑。三、你们如果包围不力，部署不周，让敌人逃跑，则你们要负极为严重责任！”这三个兵团的指战员几乎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使用如此严厉的措辞。杨成武回忆说，见到这封电报后，他“浑身打了个冷颤”，意识到如果再放走张家口的敌人，后果不堪设想。
在毛泽东的亲自下场指挥下，先前混乱的局面立刻变得有序起来。第35军在撤退赶至新保安时，正好赶上了杨罗耿部抵达新保安。至此，战场局势终于在毛泽东的掌控下，按照预定的战略走向了关键一步。
瓮中之鳖
此刻，被围困在新保安的第35军已是“瓮中之鳖”。毛泽东立即下令：“围而不打，做好准备击退敌人多次突围。”新保安作为一个小镇，内部物资有限，不足以支撑一个军的长期消耗。傅作义自然不会放弃他的“心头肉”，随即派出了104军前往支援第35军。然而，这恰好正中毛泽东的下怀——这正是他战略部署之初“围点打援”的目的。
不出所料，前来支援的104军最终也被我军的层层防御击退，被迫退回北平城内。傅作义仍不死心，又派出了数架飞机去给第35军空投补给。然而，由于飞行员担心飞得太低会被击落，选择在高空进行空投，结果补给品在风的作用下，反而飘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12月21日或22日，我军百炮齐射，打响了总攻的炮火。被围困在新保安的第35军最终被我军悉数抓获（或全歼，约1万6千多人）。傅作义精心配置的400辆卡车中，有377辆被我军完好无损地缴获。
第35军的覆灭，对傅作义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彻底失去了与我党讨价还价的能力，为北平城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战中，毛泽东不仅仅是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更是身临一线、直接掌控战局的指挥官。根据《毛泽东军事文集》记载，他仅为此战发出的指挥电报就多达30余封，而杨得志兵团直接或间接受到的相关电报更多达55份。
更令人惊叹的是，在新保安一战的筹备和战斗期间，毛泽东还在同时指挥着蚌埠战场和刘邓大军的淮海战役。他以惊人的战略大局观和对细节的精准把控，在多线指挥的极端压力下，依然能够游刃有余，最终力挽狂澜，将一场险些失控的战役引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