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碰头

五四运动过后，湖北那边搞起了学生联盟、各界大联合，还有妇女联合这样的组织。

那时候，学生们和各界的团体一起，邀请陈独秀先生从北京到武汉来给大家讲话，目的是为了让五四运动的声音传得更广，让斗争更有力量。

五四运动那会儿，湖北的老百姓跑到督军府和省政府那儿表达过他们的诉求。

那时候，陈独秀特别有名，是新文化运动里被誉为“三大领袖”的人物之一。

他抵达武汉后，在文华书院安顿下来，并在那里进行了几次演讲。他聊了很多话题，重点是批判封建制度，抨击北洋军阀，呼吁大家追求自由和平等。

那时候，我已经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超过一年，在做新闻采访工作。

我特意跑去文华书院，以记者的身份拜访了陈独秀先生，心里满是对他的尊敬和期待。

碰面时，我跟他说了我读的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难找，所以就干上了记者这行。

他讲，做个记者也不错，能给大伙儿帮忙。

之后我们聊起了五四运动，说到了学生们火烧赵家楼，反对封建制度，还有追求婚姻自主权的事儿（那时候，不少女学生都跟我聊过她们对婚姻自由的看法）。

陈独秀是位国学大师，他的国学造诣一点也不比章太炎差。

我还向陈独秀问了问学中国古代学问的方法。

他教我怎么看书，还跟我分享了许多为人处世的智慧。

这次咱俩聊了快一个小时，走的时候我挺舍不得的，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聚聚。

他讲以后咱俩应该还有机会碰头。

他在武汉没待多久，很快就赶往上海了。

在离开前，我再次去跟他见了个面。

我本来是去找他做新闻采访的，可没想到，后来咱俩居然这么熟了。

他叮嘱我，别把咱俩的聊天内容写成文章发出去。

1920年下半年，刘伯垂接了陈独秀的任务，来武汉组建共产党，陈独秀还特地让他来找我帮忙。

在我看来，陈独秀真是个挺厉害的人物，他是那个“三圣”里面的一个！

之后我跟他经常互通信件，他每次写的信都挺简短，就一两页纸，内容大都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

我留着他一百多封信，把它们精心装裱好，集成一本书，封面写上《陈仲甫先生手迹》，还特地写了篇序。但在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我怕惹麻烦，就一股脑儿全给烧了。

2.去广州找他一趟

我再次碰到陈独秀的时候，是特地从上海跑到广州去见他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我从武汉出发到上海，打算前往苏联深造，到了上海后就住在了新渔阳里六号那个地方。

因为没钱买路费，所以没法出发。

这时候，陈独秀接受了陈炯明的邀请，去了广东，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呢，也从上海走了。

上海党的负责人暂时由李汉俊来担任。

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国大学完成学业回来，还没踏上过职场呢。

“五一”节前，李汉俊跟我说，人都散场了，钱也用光了，这事没法继续搞下去了。

李汉俊因为工作缠身走不开，考虑到我之前见过陈独秀，并且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所以派我去广州找陈独秀商量一下。要么说服他回来，要么考虑把党的办公地点移到广州。

我答应要去但手头紧没路费，碰巧的是，马哲民这家伙，也是跟我一起从武汉来上海的团员，他老爸从福建给他汇了二百块，他慷慨地给了我十五块当路费。

五一那天，巡捕房因为我们老发传单、写文章，把我们的住处给查了，新渔阳里待不下去了，于是我就坐船从上海跑到了广州。

我去广州有个别的原因，那就是我认识《新青年》杂志负责发行的人，叫苏新甫，他和陈独秀有关系，我们武汉的分支以前也卖过《新青年》，我和他有过一些来往。

陈独秀到了广州没多久，苏新甫就把《新青年》的发行点挪到了广东。我这次去广州前，特地先跟苏新甫通了个气，他回信说让我直接住在《新青年》杂志的发行点，还包我吃住呢。

一到广州，我立马就去兴昌路上的《新青年》售卖点找他。

来到广州的次日，我碰见了陈独秀先生，那时候他正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头儿，还有大学预科的校长呢。

一见到他，我就乐呵呵地告诉他，李汉俊捎话来说，要么你回上海，要么咱们把党的办事处挪到广州去。

陈独秀讲，这儿满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子，老有人对我们胡说造谣，咋能搬来这儿住呢？

广州地处位置有点偏，环境也不咋地，而上海呢，位置刚刚好在中间。

陈独秀不赞成搬到广州去。

他劝我多留几天，苏新甫给我找了个活儿，是给几家报社剪报纸，我每天负责剪好报纸，再用快递寄到上海、北京、重庆这些地方，每个月给我三十元的报酬。

我还会给报社投稿赚点稿费，日子挺滋润的。

我在广州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在广州，我空闲时间挺多的，一有空就往陈独秀那儿跑，找他聊聊天。

他家就在江边不远处的一栋叫看云楼的房子里住着。

他不太去教育委员会办公，也很少外出，大多时候都在家待着，不是接待来访的客人，就是在埋头写东西，家里常常有客人来访。

我和他啥都能聊，说到党该怎么做，他觉得咱们得一边干活儿，一边闹革命。现在咱们党还没啥正经差事，要钱也没啥用。革命得靠自己的力量，拼尽全力去干，咱不能伸手跟第三国际要钱。

那时候，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区声白和朱谦之，老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陈独秀迷信卢布，说他搞的是卢布至上那一套。

因此，陈独秀坚决不接受别人的资助，他说拿了别人的钱就得听别人的，咱们得自己当家作主，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谈到上海党组织的任务，陈独秀问道：国际代表离开后，上海难道就闲下来没事可忙了吗？

李汉俊别着急呀，咱们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路还长着呢，说不定得一百年左右，要实现共产主义那更是远在天边的事儿。

李汉俊可以先去他哥那儿暂住一阵，现在咱们党也建起来了，别急，咱们得慢慢学，一点点进步，不能想着一下子就飞黄腾达，得实事求是嘛。

陈独秀觉得，应该让各种思想都出来晒晒，自由碰撞、自由成长，信仰也是各有各的选择。把这些思想都摆到台面上，让老百姓自己来评判哪个对哪个错。

虽然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要是别人信无政府主义，那也没啥大不了的。

并告诉大家别去伤害他人，不要恶语相向。

我们还聊了聊湖北党支部的事儿，包括怎么做学问，怎么为人处世，还点评了一下当下的人物。

但是他从来没跟我聊起过张国焘，因为他清楚我跟张国焘处不来。

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和陈独秀开始熟络了起来。

这两个多月里，我俩几乎天天碰头，他年纪比我大了一轮半，我挺敬重他的，咱俩都觉得对方的性格很对胃口。

我是个爱读书的人，他就像个装满书的箱子，在知识上他给了我很多启发，简直就像我的导师一样。每次跟他聊天，都像是他在给我授课，我总是特别专心地琢磨他说的每一句话。

陈独秀实话实说，性格直爽，情绪都写在脸上，爱开玩笑，挺幽默，但要是真生起气来，那也是很吓人的。

他觉得，要是信得过一个人，那啥事儿都好商量；可要是不信任你，人家才不理你呢，根本不怕得罪，做事也绝不将就。

他讲，他来广州是因为陈炯明邀请了他。他在这里建了好多学校，还弄了个宣传员培训的地方（说是要安排我去那里做监学，不过我最后没去）。

他让我以后回到湖北，照着他的方法去做。

他身体倍儿棒，从不停歇，要么在和人聊天，要么就在埋头写作。

某天在个地方，有人讲道：“天上有种鸟长着九个头，地上湖北人精明又能干，……”

这是用不礼貌的语言针对湖北地区的人说的。

陈独秀听后摇了摇头说：“不一定，包惠僧和刘伯垂也不一定就是啥好人。”

3.广州方面安排人员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广州有位党员叫谭平山，他是支部的头儿，毕业于北京大学。

陈公博这个人，同样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当过法学院教授，还做过宣传员培训的头儿，并且负责《广州日报》的总编辑工作。

《广州日报》是由陈独秀创办的，我也给这家报纸投稿过几篇文章。

还有一位叫谭植棠的，他是个教书先生，同样也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学生。

刘尔崧，他还是个在读的中学生呢。

另外还有一位姓李的老师，再加上陈独秀和我，我们总共有七个人。

党员们每周都会聚在一起开次例会。

有一天，陈独秀把我们叫到谭植棠家里开会，他告诉我们收到上海李汉俊的信。信里提到，第三国际和红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打算开个会，发起中国共产党。他们想让陈独秀回上海，还希望广州支部能派两个人去参加会议，随信还寄来了二百块钱当路费。

陈独秀表示，他眼下没法去，首要原因是他还兼任着大学预科校长的职务，正忙着筹钱修建学校呢，要是他走了，那这钱就不好筹了。

另外，咱们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参加那个会。陈公博他搞报纸的，还是宣传员培训的头儿，懂得多，报纸这边可以让谭植棠先帮着管管。

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成员，会议结束后他就能回老家了（之前陈独秀找我聊过，还提议我回湖北做事，估计是他已经收到了从上海来的消息）。

其他那几位都挺忙的，走不开。

陈独秀因为年纪大，又是我们的老师，他一发话，大家就没啥可说的了，都赞同了他的想法。

有人讲陈独秀以前有点独断专行，像大家长一样，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他主要得听第三国际的，想再当“家长”也没那个权力了。

我就这样搭上了直航上海的海轮，到了上海后，还是住在新渔阳里的六号房间。

陈公博新婚不久，就和新娘子一起搭邮轮去了上海，他们下榻在东亚旅馆。我一见到陈公博，他就让我往广州发个电报，说是报个平安，我们已经顺利到了。

4. 从广州返回到上海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搞了个叫《新青年》的杂志，后来还被蔡元培请去北京大学，当了文科的负责人。

他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大力推广新观念、新文化，因此在全国变得非常有名。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被北洋军阀政府抓了起来，后来放出来，他就经过武汉去了上海。

陈独秀在建党这件事上也出了一份力，有功劳。

第三国际好几次派人来中国，都是找的陈独秀，让他来负责建立起中国共产党。

因此，就算陈独秀没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大会，大会还是选了他来做党的领导人。

“一大”结束后，马林（他是第三国际的派来的代表）、张国焘（中央委员）、李达（也是中央委员）、周佛海（候补中央委员）和我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怎么让陈独秀回到上海的事情。

马林讲，陈独秀既然被大家选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儿，那就得负起责任来，得回来干这个书记的活儿，让别人帮着管可不行（因为陈独秀不在，现在是由周佛海临时管着，但他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得回去念书。张国焘虽然想接手，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国际上可从没这样的规矩。

还有啊，千万别去当资产阶级的官员，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会去资产阶级政府里面任职呢。

会上商量后，决定让我前往广州去接陈独秀先生。

我到广州那会儿，刚好碰上他和广东教育界的大佬们关系闹得很僵。

我跟他讲了讲上海的情况，他说自己不太赞同马林的看法，不过还是答应回上海去。

他跟陈炯明说想不干了，但陈炯明没答应。之后，他就请了假，跟我一起回了上海。

在船上，我向他打听，中国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讲，共产主义运动是全球的大趋势，至于在中国该如何实践共产主义，还得慢慢探索。

他觉得，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模样也各不相同，至于在中国会发展成啥样，还得看实际情况。

他表示，他投身革命是因为对现状心存不满，特别是对北洋军阀的混乱局面感到气愤。

共产党首先要坚信马克思主义，接着呢，得动员工人，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再给他们配上武装，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废除剥削制度，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

陈独秀看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比我们多得多，他很会读书，也有门路能找到这些书。

说到第三国际，陈独秀觉得咱们现在先不用靠它，毕竟咱还没站稳脚跟呢。等以后工作铺开了，再考虑跟第三国际搭上线。

马林曾说过，打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成了第三国际的一份子，就像是它的一个小组似的，你们认不认可这事儿，其实没啥大影响。

陈独秀对这事儿挺不高兴的。

我跟陈独秀聊了聊武汉那边党组织的工作情况等事情。

那时候，陈独秀虽然快四十岁了，但他的精神状态和说话方式，还跟年轻人没啥两样。

我们坐的船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抵达了上海。

陈独秀住在老渔阳里2号，而我呢，则是住在马霍路的马德里3号楼上面。

我刚到上海，就马上派丁竹倩，也就是丁默邨，去给张国焘传个话，说陈独秀已经回来了。

第二天，马林和张国焘一块儿去探望了陈独秀。

第三天，我去了劳工联合会的办公室，撞见张太雷正在和陈独秀聊他们跟马林之间的事儿。

张太雷，大家也叫他春木，他去过苏联一趟，回来后就开始帮马林处理事务。

张太雷觉得，共产主义运动是全球性的大事，不光咱们中国共产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份子。

跟马林打交道时，我们觉得他老觉得自己是国际代表，就有点儿摆架子，看不起人。

还有，每次开会张国焘总喜欢抢着当主持人，一旦碰到大家意见不合、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说，先别着急，把想法都记下来，等马林来了再做决定，这让大家都很不开心。

陈独秀和马林来来回回聊了好几次，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陈独秀告诉大家，咱不能总指望着马林，得靠咱们中国人自己来建党。中国的革命，还得咱们中国人自己动手来搞。一边忙着日常工作，一边还得推进革命。

他建议我将来要么回武汉教书，要么去重庆（虽然那时候重庆还没有党组织），我回答说，就按你说的办。

5.陈独秀被抓了起来。

回到上海后，有一天，周佛海、杨明斋还有我，一块儿去了陈独秀家做客，团员柯庆施也一块儿跟来了。

陈独秀在楼上午休呢，高君曼就叫我们一块儿陪她玩牌。

我们玩了几轮牌，估摸着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有人在前门敲了敲。

那时候，上海人通常都走后门进出。

我跑去开门，进来两三个闲逛的人，他们说要找陈独秀，说是在报纸上看到陈独秀回到上海的消息了。

我告诉他不在，高君曼也说陈先生没在家。

那几个人又说他们想买《新青年》这本书，我告诉他们这儿不卖，要去大自鸣钟那边才能买到。

这时候，周佛海便离开了。

那几个人聊着天走进来，手指着地上一堆《新青年》杂志说，这不就是嘛！（《新青年》在上海大量印刷，陈独秀家里到处都堆得满满的。）

这时候，陈独秀踩着拖鞋咚咚咚地走下楼，一看这阵仗，打算从后门悄悄溜走。可到了门口一瞅，发现有人守着，没办法，只好又溜达回前庭去了。

跟那几个人聊天时，我们心里都有点忐忑，不过谁也没提起陈独秀的名字。

没过多久，两辆汽车开了过来，我们五个人，就是我、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还有陈独秀，都被抓了起来。

到警察局的时候已经四点多了。

警察局的人问了我们叫什么名字、是干啥的，还有跟陈独秀啥关系。陈独秀说他叫王坦甫，我说我叫杨一如，其他人也都用了假名。然后，他们让我们按了手印，这时候都已经五点多了。

没过多久，褚惠生（大家都叫他惠生，是北京众议院的副头头，也是上海法学院的院长）和邵力子也被抓了起来。

褚辅成一见到陈独秀，立马拽着他的手问道：“仲甫啊，咋回事儿？我这刚到你家，就被你给拽这儿来了！”

这样一来，陈独秀就露馅了。

褚辅成和邵力子在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后，就被放了出来。

我们被关进了牢里，那个人对着看守我们的人使眼色，说这几位都是教育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让我们受到点好的待遇。

夜里，看守所的人给我们拿来了两床被子，我们用一床垫着，另一床则盖在身上。

监舍里头摆着一大盆凉水，还有个厕所蹲坑。

高君曼被隔在了旁边房间，能听见彼此的说话，但就是碰不着面。

第二天，在法庭上接受审问时，法官以为我们是陈独秀的同党。但陈独秀站出来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高女士只是位家庭主妇，他们只是陪我太太打打牌而已。要是有什么问题，我来担责，跟他们没关系。

之后，高君曼被放了出来，而其他的人还是得继续待在监狱里。

在监狱里，陈独秀告诉我，他家里藏着马林写的信，万一被查到，说不定得坐上七八年的牢。

他想说，要是他进了监狱，就让我们出去后自己看着办，想继续干就干，不想干也不强求，还让我最好回武汉找工作去。

陈独秀是个大人物，他被抓后，上海城里可真是炸了锅。

到了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他们就把他给担保释放回家了。

马林为了救我们，费了好大劲，掏了不少钱请了个叫巴和的律师，这位律师不是法国人就是英国人，还花了钱给我们买保释。

陈独秀只被拘留了短短两天，而我们则被扣留了五天之后才获得保释。虽然重获自由，但得随时等候传唤。

过了二十多天，案子又再审了一次，指控陈独秀鼓吹红色思想，最终判定《新青年》杂志里头的言论太激进了。

马林折腾了一番后，最终只是交了五千元罚款就解决了问题。

陈独秀官司结束后，就从广东的工作岗位上离职了。

陈独秀认为，工作不必太拼，钱够用就好，能维持生活就行啦。

我和沈雁冰一起跟陈独秀聊起这件事。

陈独秀被抓起来后，张国焘干了一件不地道的事儿。

张国焘四处传播一些小册子，标题像是《了不起的陈独秀》或者《说说陈独秀的一生》，里面讲陈独秀不是在研究室里搞研究，就是在牢房里待着，刚迈出牢房的大门，又一头扎进了研究室……。

这宣传单要是上了法庭，就成了证明陈独秀有罪的证据。

张国焘发出去了一些传单，我们瞧见了心里头很恼火，就制止了他，不让他继续发了。

张国焘的打算是想要独揽党内大权，把陈独秀关在牢里还让他当领导。

陈独秀官司结束后，他恢复了普通公民的身份，开始担当起党的书记这一重要职责。

马林费了不少劲去救陈独秀他们，慢慢地，他们俩的关系就变得亲近起来了。

一九二一年九十月份那会儿，我听从了陈独秀的建议，回到武汉开展工作，当上了中共武汉支部的头儿，同时还管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那块儿的事儿。

那时候，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指挥部设在上海，张国焘同时担任了这个总部的头儿，南方的分支负责人是谭平山，而北方的分支则是由罗章龙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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