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9年，时年已届88岁高寿的季羡林先生，伫立于胡适先生的墓前。

于胡适墓前

作者｜季羡林

我此刻立于胡适之先生墓碑之前。尽管他已沉睡于黄土之下，然而他那特有的“我的朋友”般的笑容，依然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遗憾的是，我最后一次目睹这笑容，已然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往事。（本文1999年5月撰）。

1948年12月中旬，恰逢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光辉时刻。彼时，解放军已将北平城团团围住，然而城内气氛并未陷入恐慌。北京大学同仁与学生们亦无恐慌之感；事实上，在众多人的心中，既有热切的期盼，亦夹杂着些许的疑虑，共同期待着解放军的到来。正当北大校庆喜气洋洋之际，众多教授面带喜悦，齐聚沙滩的孑民堂，共同庆祝这一盛事。我记得，时任校长的适之先生发表了一段简短而充满笑意的讲话，言辞中洋溢着喜庆，并无丝毫忧愁之色。就在这欢庆的时刻，城外突然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众人不禁相互戏谑：“解放军这是在为北大鸣放礼炮啊！”

随着简短仪式的落幕，适之先生便向大家道别，踏上了飞往南京的航班。此刻，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李后主那句著名的词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尝试着将这情景稍作改编，用以描绘适之先生当时的情形：“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震耳欲聋，他含笑与友朋挥手告别。”我怎料想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我们最后的相会。若我早些洞察到这一点，恐怕是再难展露笑容了。

自那以后，我与适之先生各奔东西，分道扬镳，彼此的世事变得遥不可及，宛如隔着一重茫茫之海。听闻他离京之后，曾特地从南京派遣了一架专机，特意接送几位老友，而他本人则亲赴南京机场，恭敬地等待着。当飞机归来，舱门缓缓开启。他怀着满腔期待与老友们相见。但遗憾的是，除了一两位之外，他想要接见的其他朋友并未步出机舱。据传言——但仅仅是传言而已——彼时，他痛哭失声，内心之苦，恐怕非外人所能尽言。

适之先生在南京的逗留同样短暂，“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浩荡之后，他亦不得不逃赴台湾。此后，他又远赴美国居住数年，却未能再创往日的辉煌，那如春梦般绚烂的过往已不复存在。返台后，起初亦未受到当局的重视。曾经梦寐以求的“总统候选人”之位，最终只留下了一段谈资，生活过得颇为不顺。然而，不知何故，他最终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度过了一段舒适而满足的时光。适之先生始终怀揣着对《水经注》的热爱，如痴如醉，此刻得以继续他的研究。他的晚年虽不尽完美，却也还算得上称心如意。遗憾的是，仁者未享高寿，他在宴席间突然离世。然而，他身后却得到了极高的哀荣。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馆内包括他生前的居所，还建立了胡适陵园，将他的遗骨安葬于院内的陵园之中。今日我们所参观的，正是这座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的陵园。

我伫立于适之先生之墓前，鞠躬致意，悲痛之情油然而生，内心波澜起伏，宛如惊涛骇浪般汹涌澎湃，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杜甫曾吟：“何曾料二十载，再登贤者之堂。”而今，我却是“五十载光阴，亲自扫拂先人陵墓”。此情此景，实难向世人倾诉。

我已步入望九之龄，与适之先生所居的黄泉或天堂乐园，仅一步之遥。回首自己八十几载跌宕起伏的人生，宛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八十年经验，我认为，置身于尘世之中，若欲成就一番伟业，须得兼备三要素：出众的才能、不懈的勤奋以及恰到好处的机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基于老师的这三重职责，老师对学生自是有着深深的恩泽。然而，在我所熟悉的诸多世界语言之中，唯有汉文将“恩”与“师”二字巧妙融合，共同构成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名词。这无疑彰显了中国人对师恩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是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

学术研究机遇。我的一生中，有幸遇见了六位恩师，他们或给予我宝贵的教诲，或以识才的眼光发现了我的潜力，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然我不曾亲临他们的课堂，然而，阅读他们的著作亦能受益匪浅。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我曾阅读过诸多先贤的著作。陈寅恪先生所有已公开发表的著作，使我在旁听其“佛经翻译文学”课程后，心中种下了探究梵文与巴利文的种子。在担任或混迹于国文教员职位一年之后，一个意外的机遇将我带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当我踏入该校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米特被任命为哥廷根大学印度学讲座教授，当我看到他在教务处张贴的基础梵文课程通知时，我欣喜若狂。“千辛万苦寻不到，却意外得之”，这难道不是上天赐予的良机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学生仅我一人，身为外国学生。尽管如此，教授依旧全力以赴，精心备课，细致讲解，举止庄重，严谨认真。课堂几乎成了我一个人的专属，从中获得的益处不言而喻。

二战的硝烟弥漫，瓦尔德施米特先生应召入伍。虽已步入耄耋之年，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却义无反顾地重返讲坛，继续为我这位中国学生授课。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将毕生绝技传授于我。囊括《梨俱吠陀》、《大疏》以及《十王子传》，更有那耗费他二十年时光方才破译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他被誉为世界上的最高权威。我自诩非天才，六七种外语已足以填满我那狭小的脑容量，我实在不愿再将吐火罗文塞入其中。然而，如同我的祖父西克先生一般，他的决定毫无商量的余地。我唯一能遵循的道路，唯有恭敬地遵从。如今回想，那大雪纷飞的冬日，在研究所授课完毕，天色已近黄昏，洁白的积雪铺满了十里长街。雪深路滑，天空阴沉，闪烁的雪光映衬着空旷的街道。我搀扶着老人，一步一踉跄，将他送至家中。我未曾见过自己的祖父，此刻，我深切地感受到，身边的这位长者，便是我心中的祖父。他不顾衰朽之躯，不顾个人健康，将学术的衣钵传授于我这个异国青年。那时，我的内心波澜起伏，感激与温暖交织，担忧与疼爱涌动。我实在不知自己身处何方。

在二战的烽火中，我流离失所，被迫滞留德国长达十年之久。随着战争的落幕，我得知寅恪先生正在英国疗养，便迫不及待地撰写了一封充满敬意之情的信件，并将我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发表的德文论文一同寄去，以此向先生汇报我十年的学术成果。不久，我便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询问我是否愿意前往北京大学任教。北大，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的顶尖学府，声誉远播，但其门槛历来高不可攀，非同小可。如今，如此难得的机遇竟降临于我，我岂能不欣然接受！我毫不犹豫地回复，表达了我的接受意愿。寅恪先生随即将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以及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其言辞极具分量。北大三位领导对此表示了即刻的认可。因此，我这个年纪尚轻、在学术界尚无显著成就的年轻人，竟然得以光明正大地踏入北大校园。正如唐代诗人所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尽管我未能一日尽览北平风光，但身为北大正教授及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内心难免有一丝自豪之情，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光里，我有幸在适之先生与锡予（汤用彤）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从事学习与工作，度过了人生中难以忘怀的时光。尽管在学术地位和社会身份上，我与适之先生相去甚远，或许想象中我们的交流不会频繁，然而现实却大相径庭。我们相见的次数实则颇多。他那位于孑民堂前东屋的一间狭小简陋的校长办公室，几乎成为了我常至之地。作为系主任，我需定期向校长汇报工作；而他主编的那份报纸学术副刊，我也成为其撰稿人，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常常探讨学术问题。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待人和蔼可亲，无论面对何人，总是面带微笑，对待教授、职员、学生乃至工友皆如此，未曾显露出当时流行的一些名人或教授的傲慢态度。此外，在教授会议、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会议以及北京图书馆评议会上，我们也时有相遇。作为一位资历尚浅的后辈，在我面前，他从未让我感到拘谨，我常感受到如同沐浴在春风中的自在与舒心。

适之先生堪称幽默大师，他从不沉湎于老成持重，而是充满活力与趣味。有一则小事，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有一次，我们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刚刚获得一幅珍贵的古画，为了让大家共同领略其美，他将这幅画带到了会场，展现在一张宽敞的桌子上，众人纷纷赞叹不已。就在此时，适之先生突然起身，走到桌边，将画卷起，仿佛要将其藏入袖中，此举引得满堂欢声笑语，气氛欢快热烈。

此刻，印度总理尼赫鲁派遣了我国知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担任北大访问教授，并带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我校深造，这无疑成为了中印两国交往中的一件盛事。适之先生委派我来负责照料这些来自印度的学者们。他多次亲自接见他们，并为他们举办了接风宴。当师觉月博士进行首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流利的英文发表了欢迎致辞，阐述了中印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并对师觉月的学术贡献进行了介绍，从中可见他对此次活动的重视程度。

《浮屠与佛》和《列子与佛典》。前者正是适之先生与陈援庵先生激烈辩论至面红耳赤的议题。我通过吐火罗文的研究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两位前辈，我均不敢有所冒犯，故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我相信，适之先生一定会阅读到我的这篇论文。我仅将其朗诵给了我的导师陈寅恪先生，幸得他首肯，并将之推荐至地位显赫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另一篇论文完成后，我将之呈交适之先生审阅，翌日，他便回复了一封信，言道：“《生经》一证，确凿无误！”由此可见，他是在深夜阅读完毕的。他对我所提出的结论表示认同，这对我的鼓舞无疑极大。

此次台湾之行，我有幸在一场盛会中聆听了李亦园院士的精彩演讲。其间，他提及了适之先生晚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的一段往事：每当午后茶歇时分，适之先生常与年轻的研究者们围坐一堂，畅谈学术。他曾言，治学之道，应效仿北京大学季羡林的风范。初闻此言，心中纷乱。适之先生此语，必与那两篇文章有所关联，亦或许与我离异后十余年间所撰文篇有关。这表明，适之先生直至暮年，依旧关心我的学术探索。一股知己的温暖油然而生。面对如此情景，我还能有何他感？

在政治领域，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持反对共产主义立场。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亦对三民主义持批判态度。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 他终其一生未曾涉笔撰写批判共产主义的文字，然而，针对国民党的文章，他却曾有过著述。

我曾目睹两桩亲身经历的事件。在解放前夕，北平的学子们频繁发起示威游行，诸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其背后均有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与推动，这一事实人所共知，适之先生岂能不知！然而，每当国民党宪兵与警察拘捕了学生，他便会驾驶当时在北平尚属罕见的汽车，穿梭于各政府部门之间，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学生。他更亲笔致信南京驻北平的要员，同样为了达此目的。传闻这些信函至今尚存。我个人认为，这些行为早已超越了小事的范畴。

另有一事，某日我赴校长办公室拜访适之先生时，一名学生步入室内，向其告知：前晚延安广播电台曾向他发出专电，劝其留驻，声称北平解放之际，将委以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并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适之先生闻言，微笑着对那名学生回应道：“人家信任我吗？”对话遂告一段落。对于该学生的身份，他理应心知肚明，然而，他并未勃然大怒，义愤填膺，其态度依旧保持着亲切与和善。此类细节虽小，却蕴含着深刻的启示，令人深思。

适之先生青年成名，声名远扬。在我看来，他的一生似乎始终置身于一种矛盾与怪圈的交织之中：一方面投身于学术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他整日奔波劳碌，如同棋局中的卒子，奋勇前行。然而，我好奇他是否曾察觉到自己身处一个无法自拔的困境。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我看来，这个困境确实存在，且影响深远。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我认为，无论适之先生自认为处于何种角色，他的一生终究是一位书生，甚至可以说，是位不拘小节的学究。

我曾亲历一桩微不足道的事件。那是在北京图书馆的一次评议会，会上，适之先生匆忙现身，刚开口便说明他有更重要的会议需要提前离开。但随着会议的展开，话题渐渐偏离，有人突然提及《水经注》。适之先生一听此话题，顿时神采奕奕，眉开眼笑，滔滔不绝。直至会议结束，他都没有离开，且情绪高涨，仿佛准备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这微小的插曲不正反映了“以小见大”的道理吗？

在先前所述，我已详述了适之先生诸多值得称道的品质，现统而概之，称之为“优点”。我认为，最令我由衷敬佩、最让我深受感动的，是他一生致力于提携后辈的崇高行为。“生平未曾隐匿他人之善，每遇人便赞誉项斯”，他便是这样的人。此类事例，数不胜数。我国，一个颇为奇特的国家，一方面存在着我先前所述的独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流传着那老虎拜猫为师，猫却未传授爬树技艺，从而侥幸未被徒弟吞噬的民间传说。这两种情形，显然存在一定的矛盾。

适之先生历来对年轻一代充满激励与扶持。在194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结识了当时的青年学者周一良与杨联升等人，对他们非凡的才华和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周一良归国后，倾向于进步思想，投身革命，其事迹广为人知。而杨联升则留在了美国，与适之先生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学术交流，相互切磋，成就斐然，名声远播海外。相较之下，周一良的才智与实力显然胜过杨联升，尽管杨在学术领域也有所建树，但受限于时代背景，人们不禁感叹其才华未能得到充分施展。面对这两位学者的经历，我们怎能无动于衷呢？

在与适之先生于孑民堂的庆祝会上握手道别后，我们便如同云散天涯，各奔东西，自此再未谋面，音信亦断。今借此机会，我想谈谈个人的近况，以及与大陆的联系。

知识分子身脏，思想恶。西方谚语有云：“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这言辞在我们心中沉积，逐渐演化为一种难以摆脱的“原罪”意识，无论怎样努力改造，似乎都无法消除。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老九”的定位，不断地自我改造，直至变得浑浑噩噩，如同“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重生遥不可及，苦海茫茫无边，而我们的膜拜却始终未曾停歇。历经无数次的锻炼，直至那场浩劫降临，我被囚禁于牛棚，遭受毒打，皮肉尽裂，却依旧未曾停止虔诚的膜拜。那股坚定不移的信念，简直可令天地为之动容，鬼神为之落泪。自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思维才初露端倪，恍若隔世，感慨“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然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老态龙钟，离鲁迅在《过客》一文中描绘的那片长满百合花的圣地，恐怕不远矣。

至于适之先生，他自北大离任后的经历，我在前文已有简要提及。总的来说，我对他的情况并不十分明了，亦难以深入了解。到了1954年，随着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逐渐升温，批判的浪潮最终也波及到了适之先生。这无疑是一场缺席的批判。适之先生远在海外，静观风云变幻。即便这场斗争的焦点是他自己，他也深知这无法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于是他欣然旁观，悠然自得。他的名字似乎已化作一尊稻草人，身中无数箭矢，俨然一个实实在在的“箭靶”。大陆上的众多豪杰，面露义愤，纷纷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发射箭矢，而适之先生却依旧屹立不摇。我心中憧憬，这恐怕是一场极为珍贵的景象。然而，在耗费了无数纸张与墨水、时间与精力之后，却只能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最终沦为一场喧嚣的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不幸遽然离世，其寿数已逾古稀之年，这在历代学术史上实属高寿。然而，若以今日之标准衡量，似乎他本应享有更长的生命。中国古语有云“仁者寿”，但适之先生似乎只能是“仁者不寿”的例证。当时，大陆上“左”倾之风盛行，众人或许认为胡适已被彻底打倒，身处万劫不复之地。如此人物的离世，似乎并不值得引起太大的惊讶！因此，报纸杂志对此并未有任何显著的报道。

我自始至终都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然而，十几二十年后的某日，当我开始逐渐拨开迷雾，心中愈发滋味不佳。于是，我撰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在那篇文章中，我甚至不敢称呼胡适先生。尽管有人劝我最好不发表，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将其发表。文章得以面世，反响尚可，至少没有人因此追究我，我心头的大石终于落地。

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卸下了心灵的枷锁，摆脱了原罪的心理负担。曾经的污名与耻辱逐渐被洗净，他们不再需要终日夹着尾巴生活。这种思想上的解放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愿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倾注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亦不甘落后，纷纷推出《胡适文集》等著作。

安徽教育出版社志存高远，筹划推出一部篇幅逾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万万未曾料想，出版社竟将这份重任托付于我，主编这一关键职位竟选中了我。我自诩非胡适研究之专才，内心充满惶恐，几度推辞，不敢应承。然而，出版社却坚持己见，表示：如今，在北大与适之先生共事且交往颇密的同僚中，我独剩一人。正胡适之面目毕竟一书生鉴于此，前一个副标题表述过于夸大，我自感能力有限，难以还原适之先生的本真形象；而接下来的副标题则旨在表达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力求做到客观公正。

曾在此处提及种种琐碎与非凡之事，岁月流转，唯留下珍贵记忆。未曾料想，已至耄耋之年，竟有幸踏足宝岛，此事昔日未曾敢妄自想象。抵达台北后，方惊觉，五十年前于北平结识的故友，诸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均已离世。我心中不禁感慨万千，“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天地之广袤，自然规律之流转，乃人力难以抗拒之至理。

如今我伫立在适之先生的墓碑之前，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思绪。回首往昔，五十年时光如梦似幻，跨越数千里的征程历历在目，那些往事恍若云雾缭绕，却又清晰如初，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古时，我国流传着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悲愤摔琴的佳话，亦有许多才子佳人于挚友之墓前焚毁手稿的传说。依照此传统，我本应将我刚刚编纂完成的《文集》携至适之先生的墓前焚毁，以此作为我一生科学探索成果的汇报。然而，尽管此刻我心绪纷乱，理智依然清醒，我并未付诸行动。我环视陵园四周，只见石阶整齐划一，蜿蜒而上，陵墓气势恢宏，顶部覆盖着巨石，墓志铭由毛子水先生亲笔题写，墓后石墙上镶嵌着“德艺双隆那四个苍劲有力的字，与墓志铭一同，熠熠生辉，耀眼夺目。我伫立原地，不经意间抬头望去，适之先生的魅力笑容，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瞬间浮现眼前。五十年时光如梦似幻，仿佛凝滞于一瞬，历史似乎未曾流转。然而，当我回过神来，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年岁，历史的确在悄然变迁。然而，我内心并未感到丝毫的衰老与颓废。此刻，我满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我坚信，未来某日，我定能重返这片宝岛，再次伫立于适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完稿

▲ 胡适先生之墓志铭，由著名学者毛子水先生执笔，由金石大家王壮先生挥毫泼墨。铭文曰：此乃胡适先生之安息之地，先生生于公元1891年，逝于公元1962年。一生为学术、文化之进步，为思想、言论之自由，为民族之尊荣，为人类之幸福，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终至生命的尽头。今日，先生于此得以安息。吾辈坚信，形骸终将归于尘土，世事亦会变迁，然而，先生在世时所散播的智慧之光，必将永存于世。

【后记】

一是修改原文，二是维持原状。经过深思熟虑，我选择了后者。原因在于，我认为既成事实与个人记忆都是现实的不同呈现。既然我有这段记忆，那必然是因为我相信，若胡适当时在北平，必定会出现我记忆中的场景。因此，我决定保留原文，不做修改。尽管如此，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在“后记”中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1999年5月14日，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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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6日，逝世于2009年7月11日，籍贯山东临清。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东方学泰斗、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巨匠、佛学学者、历史学家、教育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先生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并荣膺北京大学终身教授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