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刊登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激起了“两个凡是”支持者的强烈反响。

华国锋强调：“理论问题需谨慎。”

汪东兴称，此文为“砍旗”。

胡耀邦：理论问题要勇敢。

邓小平在讲话中坚定地表达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全力拥护。

11日：争议文发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如此评论道：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笔名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遂成为支持邓小平同志力量的又一强烈呼声。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身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同时是一名中共党员。

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创作之初即旨在回应“两个凡是”的论调。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全文贯穿了对这一议题的深刻剖析，却始终未曾明言“两个凡是”一词。

彼时，华国锋仍担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无法直接对“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只得以“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名义悄然问世。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准则之一。

革命导师以实践验证真理为准则。

理论需持续接受实践检验。

胡耀邦在致友人的信函中曾预见性地写道：“这篇文稿必将铭刻于历史长河之中。”

12日夜：吴冷西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于《光明日报》的那日，一切依旧平静如常。或许，这平静的背后，是因为《光明日报》作为一份面向知识分子的报纸，人们普遍认为那将是一篇具有“学术性”色彩的佳作。

《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身为资深报人，深刻认识到若要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议题响彻四方，仅凭《光明日报》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主动寻求同行的助力，向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解放军报》伸出援手，寻求他们的鼎力支持。

在文章发布前夕，杨西光已先行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以及《解放军报》社长华楠进行了情况通报，并提前打了个招呼。他们曾对杨西光所撰文章的背景来源表示好奇。毕竟，在当时，若无明确背景的文章，他们不敢贸然进行转载或转发。对此，杨西光向他们透露，该文已得到胡耀邦的审阅确认。

因此，自《光明日报》刊发之际，新华社便予以转载——在常规情形下，唯有分量颇重的文章方能获此殊荣。

新华社的传播之下，翌日便是5月12日，共有七家省市级的大型报纸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了转载。而到了5月13日，转载该文的省市大报数量增至十六家。

尤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亦于5月12日进行了转载。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其所刊登的文章往往被视为具有特殊意义。正因如此，这篇文章引起了某位权威人士的高度关注。在《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后的那个夜晚，他对此文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批评。

夜已深至十一时，一通电话急促地拨入了《人民日报》的总编室。当时正值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正忙于接听电话的同时，迅速地做着记录。电话那头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砍旗”，其影响被认为是“极其恶劣”。所谓的“砍旗”，实则是指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贬低与挑战。

胡绩伟，凭借其在报社多年累积的工作素养，养成了边听边记录的习惯。鉴于报社频繁接听上级部门的来电，这一习惯显得尤为必要。既要实时记录，以便于信息传达，亦便于日后进行核实。

该文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理论层面存在重大错误，而在政治层面的问题更是严重，恶劣程度极高。

文章质疑了理性的相对性，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适真理持否定态度。其观点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需经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至于列宁主义关于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国家能够实现革命成功的理论，亦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的实际进程中得到验证，方能确立其真理地位。

换言之，当列宁首次阐述这一理论时，它并非被视为绝对真理，直至23年后通过实践检验才被确认为真理。那么，为何人们会如此热烈地支持它，并为之不懈奋斗以贯彻实施呢？

文章主张对一切持怀疑态度，声称真理既不可信亦不可知，并断言相对真理并不存在。它进一步提出，真理在最初提出时并非真理，唯有经过实践的验证，方成其为真理。然而，这种观点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文章在政治立场上颇具争议。作者提出观点，认为“四人帮”并非修正主义，实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体现。他们并非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扭曲与篡改，而是盲目坚守着对毛主席教条的固执。因此，作者主张，当前的首要任务并非对抗“四人帮”或修正主义，而是应当抵制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

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文章结语指出，我们亟需抵制的是那种“沉溺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固有教条之中，甚至以这些教条为借口，对浩如烟海的革命实践进行束缚、割裂、削减”的行为。这实质上是对教条主义的坚决抵制，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反思与挑战。

文章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修订过程，以及毛主席对自己文章的修改经历。作者旨在倡导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持有质疑态度，敢于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修正。作者认为，毛主席的指示并非全无可议之处，不应将其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更不应将其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

显然，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主张撤销这面旗帜。文中对林彪的“一语胜千言”、“字字真理”的观点进行了质疑，难道不能是一句话对应一句话吗？难道只有当每一句话都不成立时，才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思想构成了我们团结的核心，若众人纷纷质疑主席的指导方针，主张修订，并就哪些错误、哪些需改进之处争执不休，我们的党岂能保持团结？国家又怎能保持稳定与团结？因此，试图在政治上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一光辉旗帜，无疑是极其错误且有害的行径。

《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辑吴冷西亲自拨通了电话。

胡绩伟挂断电话后，随即着手将通话记录整理成文，交由排版人员处理。随后，他将这份记录分发给杨西光等相关人员。

胡绩伟指出，吴冷西所拨打的电话并非仅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态度，亦非寻常的一次通话。通话中的语气，无不流露出上级对下级的严肃训诫之态。吴冷西的言辞并非随意而出，其表达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观点亦颇为鲜明。

正因如此，胡绩伟公开发放了吴冷西的电话通话记录，仅供少数相关人员查阅参考。

杨西光的夫人季宝卿向笔者透露，那晚，她和杨西光一同下榻于北京的一家宾馆。他们的房号鲜为人知；然而，夜深人静之际，电话铃声却突然响起……

季宝卿回忆起，当杨西光听闻胡绩伟转述的吴冷西电话中的言辞后，他坚定地对胡绩伟回应道：“无需理会！任他怎样评说，随意他如何评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无谬误！”

挂断电话后，季宝卿询问发生了何事，杨西光仅轻描淡写地对她提及了数语。话音刚落，杨西光便陷入沉睡，对那通电话似乎并未放在心上。然而，季宝卿却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胡耀邦：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次日——公元1978年5月13日，一位来客造访胡耀邦寓所，语气沉重地说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竟将党中央核心领导层间的分歧公然展示于报端！”

他指出，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首要任务是确保党内的稳定与团结，特别是要维护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和谐共识。发表此类文章，显然有损于党内的团结氛围。

恰逢今日，某位人士向新华社社长曾涛致电，声称：“新华社不应转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实为谬误之作。”曾涛闻言，即刻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

恰逢午后时光，胡耀邦于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寓所内，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会议。此次会议与往日略有不同，人民日报社特地派遣了两名代表与会。

两位人士展示了一段吴冷西在昨晚拨给胡绩伟的电话通话记录。随后，众人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有人向胡耀邦转述了华国锋的话语：“在理论问题上必须谨慎行事。”胡耀邦则毫不示弱地回应：“理论问题，我们应当勇于探索！”

胡耀邦显得格外从容。他言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人都无力阻拦其前进的步伐。

有人提议以胡耀邦所倡导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向前”为主题，撰写一篇反驳性文章。胡耀邦对此表示赞同。他提出，文章的起笔可从“真理越辩越明”的论述出发。

随时间推移，由中共中央党校撰写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于1978年6月30日载入了《理论动态》杂志第70期。恰逢同一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右半版亦刊登了此文，署名作者为“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此类人士虽非林彪、“四人帮”派系成员，却深受其影响。他们在思想路线、理念、情感倾向以及工作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感到契合，而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发起的揭露与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却常常感到不适。他们的思想节律与亿万人民的共同心跳无法同步，人民所喜悦之事，他们却难以共鸣。他们的行动步伐，也因此与时代的新要求相悖，成为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

17日：汪东兴问：“谁的中央意见？”

《光明日报》文章于发布第六日，即1978年5月17日，局势陡然升级。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亦发声表态！

在一场简短的会议中，汪东兴与政治局的部分同仁分享了个人见解。与会者包括华国锋、纪登奎以及吴德等同志。

汪东兴指出，该文的要害之处在于将毛泽东思想贬称为“枷锁”与“禁区”。

汪东兴质疑道：“这篇文章署名‘特约评论员’，这里的‘特约’是指哪位？我并不清楚！”

汪东兴指出：“既然实践是衡量真理的唯一尺度，那么我们党现今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否代表真理？是否必须等到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践完成，并由实践验证其为真理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汪东兴强调：“对待理论必须保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两篇文章，我们尚未审阅。目前党内外对此议论纷纷，实际上是对主席思想的质疑。我们党报不应采取这种做法，这是否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必须进行反思，吸取教训，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虽然活跃思想有其积极意义，但《人民日报》必须坚守党性原则，中宣部需严格把关。”

汪东兴斥责《人民日报》：“党性不足！”

汪东兴对张平化提出指责，质问道：“你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究竟是如何履职的？又是如何负责审查工作的？”

华国锋终于发表了立场，他明确要求中宣部部分负责人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保持中立，既不发表意见，也不参与其中。

5月18日清晨，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亲自接见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两位同志。

此刻，熊复已正式就任《红旗》杂志的新任总编辑，职衔是从昨日开始的。而王殊则是刚卸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经过一番关于新旧总编交接事宜的讨论，汪东兴接着说道：

处理理论问题必须极为谨慎，《人民日报》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显得不够慎重。尤其是涉及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的论述，引发了党内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对于这两篇文章，我们事先并未审阅，究竟是由哪位中央领导定夺的？有必要进行调查。按劳分配作为一个重大议题，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岂能不经审查便公开发表？实践标准的文章尤为不当，其言辞似乎指向了毛泽东主席。我们必须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

汪东兴郑重地叮嘱张平化：“平化同志，你务必严格把关。”

当日下午，张平化即刻召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于钓鱼台宾馆召开紧急会议。

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圆满落幕。正当各代表团成员准备返程之际，却突然接到张平化的紧急召集。原来，这些代表团的负责人非同小可，他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化教育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门的部长。

张平化的言辞与汪东兴的直率风格有所不同，他起初以一种“客观”的姿态表达道：

《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响，一派认为其佳作，另一派则持相反观点。我亦曾细读数遍，尚感难以捉摸其深意，但至少可以确认，这无疑是一篇颇具分量的文章。吾辈皆可搜寻拜读，于小范围内，诸如省、市、区级党委领导班子内，亦可各抒己见。

继而，张平化对那篇“关键文章”进行了委婉的指涉。

切勿误以为《人民日报》一经发表，便等同定论。今后，无论《人民日报》还是新华社发布的稿件，若存在异议，皆可展开讨论，并期待向中宣部提出反馈。毛主席曾言，无论信息源自何处，皆需仔细甄别。发表意见时，切勿随波逐流，而应秉持真理前行；若观点成立，则坚定持有，若非真理，则无需坚持；态度应鲜明，不掩饰个人立场。若有任何事务需向中宣部咨询，无论是电话沟通还是口头转达，皆可。

张平化叮嘱代表团团长们返程后，务必向各自省份或城市的省委、市委常委进行详细汇报。他双手合十，诚挚地反复道：“拜托！拜托！”

此言一出，实则是对全国各省委、市委发出警示，提醒他们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的立场表达上需谨慎行事。由此，流言蜚语如同蜂群般四处弥漫。

有人指出：“《人民日报》遭遇了重大失误，中央已派遣工作组前来调查处理！”

更有声音传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竟然被捕了！”

19日：熊复谈《红旗》需“谨慎”

5月19日，新任总编辑熊复于《红旗》杂志编辑部举行了题为“施政演说”的重要讲话。

熊复转达了汪东兴的指示精神，他强调：“汪副主席对《红旗》杂志的运作十分关注，他要求我在理论层面严格把关，遇到任何问题都应积极向中宣部的平化同志请教，亦可以直接向汪副主席汇报。”

熊复也谈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郑重提醒道：“在处理理论问题时，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这一点尤为重要。在理论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坚守毛主席的思想，更要捍卫其路线。对此，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同时，我们还需关注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向。思想理论领域异常活跃，我们必须了解其具体情况，包括各种倾向，尤其是那些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自那以后，依照华国锋与汪东兴的命令，《红旗》杂志保持了缄默，坚守“不表态”的原则。

后来，熊复回忆道：

1978年5月，我初履《红旗》杂志社总编辑之职。彼时，理论界正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我的失职之处在于，从7月间的五期《红旗》杂志起，未能参与这一讨论，换言之，我实际执行了当时负责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所提出的“保持中立”的指令。在此问题上，《红旗》杂志的失误即是我个人的失误。

自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亮相，至5月19日，短短八日之内，华国锋、汪东兴、邓小平以及胡耀邦等人均对此文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历经多时，双方终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29日：华国锋重申“团结”与“纪律”。

自1978年4月27日起至6月6日结束，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历时逾一个月。

“毛主席的言论不可更改；华主席的表述同样不容修改。”

此外，对韦国清报告中所提及的“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一句亦存有质疑，其依据为“毛主席未曾如此表述”。

五月底至六月初，会议渐至尾声，特邀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及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于6月2日发表重要讲话，次日，《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深刻阐释毛主席实事求是之光辉思想》为题予以刊登。

针对这两则标题，《人民日报》遭到了极其严厉的指责。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回忆道：

标题系依据内容所定，若有不当之处，责任由我承担，并无其他深意……此事便告一段落。

据《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胡绩伟所述，那次由上级发出的指责，源自汪东兴。汪东兴质疑道：“你们认为邓副主席的发言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精辟阐述’，那么华主席的发言又何尝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精辟阐述’呢？”

华国锋发言的核心观点究竟是什么？关键在于他讲话中提出的这一段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圆满落幕之际，迈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这场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的一次深刻政治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势力长期斗争的延伸，亦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所有剥削阶级斗争的延续，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我们先后成功击败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这三个资产阶级的指挥中心，实现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核心矛盾依旧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对立。

在华国锋的讲话中，他进一步突出了团结之要，并着重强调了严守纪律的必要性。

作为一个拥有八亿人口、三千五百万党员的庞大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崭新阶段，我们必须确保思想认识、政策制定、发展规划和实际行动的统一。

各级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坚定党性原则，着眼全局利益，积极倡导民主精神，严守纪律规范。

显而易见，华国锋隐晦地对某些“不遵守纪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6月2日：邓小平全力支持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邓小平虽未提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正如《人民日报》所精辟概括的，“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实则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深刻佐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胡耀邦亲自审订。邓小平未曾阅读过此文。文章发表之初，邓小平并未给予关注。然而，随着争议的逐渐升温，邓小平遂细致地研读了该文。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之际，发表了以下言论：

《光明日报》曾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我并未留意。后来听闻有人提出异议，这才特意查阅了该文。文章内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符，显然是经得起推敲的。因此，我在六月份的讲话中对其表示了支持。

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道，邓小平发表讲话不久，海军司令员刘居英便迅速拨通了杨西光的电话，简要传达了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肯定态度。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杨西光，他立刻驱车前往刘居英的住所，迫不及待地阅读了会议所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

《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与了讲话稿的撰写工作。姚远方回忆道，邓小平不仅在事前详细阐述了其核心观点，更亲笔用钢笔撰写了800字的文稿，这正是讲话中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述部分。姚远方强调，这800字原文照录，未曾有任何改动。

首先，他深入探讨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其次，阐述了面对的新历史背景；接着，论述了在变革中如何“破”与“立”；最后，他强调了“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在阐述第一个问题时，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了对“两个凡是”派的尖锐批判。

一些同志虽日日宣扬毛泽东思想，却时常忽视、摒弃乃至抵触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和基本方法。

不仅如此，还有人持这样一种观点：若有人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实际，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则被视为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的看法实则倾向于认为，只需原封不动地复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言论，机械地照搬照转，便足矣。若不然，便指责其为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偏离了中央的指导方针。这一问题绝非小事，它触及到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问题。

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此次讲话，并以“倾向性显著”为题，发表了《邓副主席深刻剖析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一文，迅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无疑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造成了有力的反击。

回首自5月11日以来的短短20日，期间发生的剧变与激烈的较量，犹如投石入水，激起了层层涟漪。

11日，发表讨伐“两个凡是”檄文。

12日夜，吴冷西来电斥责。

胡耀邦：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汪东兴问“哪中央意见”。

18日，张平化致信各地。

熊复称《红旗》应“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与纪律。

6月2日，邓小平大力支持。

实际上，这20日的激战仅仅是序章的开端，紧随其后，一场更为广泛深入的斗争正持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