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的黔北，寒风刺骨。

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悄悄开进了遵义城。

这些穿着破旧灰布军装的士兵，脸上混合着泥垢与血渍，但眼睛里有种奇异的光亮。

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溃败——八万多人的中央红军，短短三个月内锐减到三万人。

此刻，这支队伍的心脏，那些决定着中国革命命运的人，正聚集在一栋灰砖小楼里。

接下来的三天，争吵会穿透黎明前的黑暗，烟头会堆满简陋的陶碗，而整个中国历史的轨迹，也将在这间狭小的会议室里被彻底拨转方向。

这支队伍为何会走到如此危险的境地？

一切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蒋介石调动百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第五次“围剿”。

这次，他学聪明了，不再急于冒进，而是采用了德国顾问冯·塞克特提出的战术——步步为营，层层压缩，用密密麻麻的碉堡群像铁箍一样把苏区越勒越紧。

面对这种“乌龟壳”战术，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却固执地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打一场所谓的“正规战争”。

他们放弃了毛泽东等人屡试不爽的游击战法宝，命令红军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硬碰硬。

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扑向混凝土碉堡，结果可想而知。

战线不断收缩，伤亡持续增加。

到了1934年秋天，苏区面积已不足鼎盛时期的几分之一。

战士们私下流传着一个悲壮的比喻：“这叫崽卖爷田心不疼啊！” 不得不走，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经营多年的红色根据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途。

突围的序幕，却以一场更为惨烈的牺牲拉开。

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的血色湘江，成为红军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为了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携带辎重过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几乎全军覆没。

湘江两岸，尸横遍野，江水被染成暗红色。

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经此一役锐减到三万余人。

沉重的辎重被丢弃在泥泞中，宝贵的印刷机、印钞机沉入江底。

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为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队伍里弥漫着不解、悲愤和质疑。

对博古、李德那套僵化战术的怀疑，像野草一样在沉默的行军队列中疯长。

许多指战员都在心底发问：这样下去，红军还有活路吗？

危险的航船需要新的舵手。

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下，毛泽东，这位曾开创井冈山道路、领导红军取得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却因坚持己见而被排挤出决策核心的领导人，开始展现出扭转乾坤的魄力与智慧。

行军途中，担架上躺着的不仅仅是伤病的躯体（王稼祥因伤躺在担架上），更酝酿着改变航向的思想风暴。

毛泽东与同样忧心忡忡的王稼祥、张闻天频繁交流，分析失败根源，探讨未来出路。

他的主张清晰而坚定：必须放弃原定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冒险计划，因为蒋介石早已布下更严密的罗网等着他们。

唯一的生路，是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机会在1934年12月12日的湖南通道降临。

一次仓促的飞行会议在县溪镇恭城书院召开。

毛泽东抓住时机，第一次在中央领导层正式提出转兵贵州的主张。

他用不容置疑的事实分析敌我态势：湘西重兵云集，贵州却是军阀王家烈的地盘，兵力空虚，矛盾重重，正是红军喘息和发展的理想之地。

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朱德等多数将领也站在毛泽东一边。

会议虽未形成完全一致的书面决议，但“通道转兵”成为遵义会议前一次关键的战略试探。

十几天后，在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更正式的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形成《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宣告放弃北上湘西计划，转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苏区。

紧接着，1935年元旦刚过，在瓮安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了黎平决议，并特别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实际上开始限制当时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的专断。

这三场会议，如同三个坚实的台阶，一步步将红军引导向遵义，也将历史推向了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城。

这座黔北重镇，以其相对富庶和短暂的安宁，为身心俱疲的红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休整之所。

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让党的高级领导者们能够坐下来，直面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幢二层灰砖小楼内举行。

与会者身份各异，心情沉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担任会议记录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也列席了会议，由伍修权担任翻译。

昏黄的煤油灯下，气氛空前凝重。

每个人都清楚，这次会议将决定党和红军的生死。

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失利的教训。

博古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首先做报告。

他承认了失败，但将原因主要归结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以及根据地各方面工作配合不够等客观因素。

这个带有明显推卸责任的报告，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错误的军事路线。

周恩来紧接着做了副报告，态度截然不同。

作为军委负责人，他坦诚地、勇敢地承担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责任，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明确指出失败的主要根源在于战略战术的严重失误。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张闻天（洛甫）的发言。

他拿出了一份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反复讨论后准备的报告提纲（后来被形象地称为“反报告”），矛头直指博古和李德。

报告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系统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特别是长征突围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军事错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如广昌战役硬拼）、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抗）、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大搬家式突围）。

这份报告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错误军事路线的脓疮。

随后，毛泽东作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

这是他在中央沉寂两年多后，在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会议上发出的最强音。

他极具说服力地驳斥了博古强调的客观原因论：“前四次反‘围剿’，敌人力量不强吗？根据地比现在更大更巩固吗？为什么我们都能取胜？现在失败了，就只怪敌人太强？”他详细分析了敌我态势和具体战例，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军事指挥者采取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单纯防御路线，放弃了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等战术原则。

他特别批判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认为这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完全脱离红军实际。

毛泽东的发言，充满了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洞察，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

会场的气氛骤然升温。

王稼祥忍着剧烈的伤痛，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严厉抨击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并大声疾呼：“应该让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只有他才能挽救危局！”关键时刻，周恩来再次表态，完全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并坚决提议改组领导机构，剥夺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聂荣臻等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对错误路线的批判。

激烈的交锋在所难免。

博古虽然承认在个别军事策略上有失误，但并未完全认错，对其政治路线更是坚决维护。

李德则情绪激动，拒不承认自己的指挥错误，不断辩解，甚至把责任推到执行命令的中国将领身上。

作为博古和李德坚定支持者的凯丰（何克全），跳出来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甚至带有讽刺地质问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打仗不就是靠读过《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点老古董？”毛泽东平静而有力地回应：“打仗靠的是摸清情况，知己知彼。马列主义不是死的教条，是活的灵魂。有些人倒是马列主义书读得滚瓜烂熟，打起仗来却让红军血流成河。”彭德怀这位以耿直闻名的猛将，发言更是激烈。

他痛斥突围转移时中央纵队的缓慢拖沓导致野战军损失惨重，厉声质问：“这责任，中央要负！”他直接点名批判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在中国战场根本行不通。

刘少奇则从白区工作的角度，揭示了“左”倾错误带来的全面危害，指出四中全会后，白区的工人运动、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要求中央对错误进行全面检讨。

三天的会议，争论有时达到白热化。

思想在激烈碰撞，路线在生死较量。

但正是在这火花四溅的辩论中，真理越辩越明，共识逐渐凝聚——错误的军事路线必须结束，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必须确立。

会议最终形成了决定性的成果：1.组织调整：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决定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决策机制：会后由张闻天（洛甫）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经常委审查后，下发各支部传达讨论。

这份决议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3.后续完善：遵义会议后，在行军至云南扎西（威信）地区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担任总书记）。

同时，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到了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进一步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最紧迫的军事行动指挥。

这次会议的伟大意义，足以彪炳史册：*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尽管名义上的职务调整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十四年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不再听命于千里之外的共产国际或其代表。

*军事路线的拨乱反正：会议彻底否定了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红军很快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就是这一转变的光辉体现，最终成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政治走向成熟的开端：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它证明了这个年轻的党具有强大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敢于直面错误，勇于纠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学习，成为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品质。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最凝练也最准确的评价。

没有这次会议及时扭转航向，中央红军极有可能在长征途中遭受灭顶之灾。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也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枢纽。

聚焦几位核心人物在会议中和会议后的命运：*博古（秦邦宪）：作为当时党的总负责人和“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之一，在会议上受到了严厉批判。

虽然他在会上并未完全认错，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抵触，但会后仍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在力所能及的岗位上为党工作，后来在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等职期间做出过贡献。

*李德（奥托·布劳恩）：作为错误军事指挥的主要执行者和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其指挥受到与会者最集中的批判。

他态度顽固，拒不认错。

会后，他失去了军事指挥权，随军走完了长征。

其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成为我党深刻的历史教训。

*凯丰（何克全）：作为博古、李德的坚定支持者，在遵义会议上激烈地为“左”倾错误辩护，反对毛泽东的领导，甚至出言讽刺，因此也受到了与会同志的批评。

但他后来很快认识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遵义会议成为他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他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及在危难时刻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斗争智慧，赢得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信服和支持，为其最终成为党的核心领导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闻天（洛甫）、王稼祥：这两位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关键时刻转向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张闻天成为会议后党内负总责的总书记，王稼祥进入新“三人团”，都为会议精神的贯彻和党的后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光荏苒，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九十载春秋。

历史的烟尘或许会模糊一些细节，但那次会议所迸发出的精神光芒，穿透时空，依然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它最深刻的启示是什么？

首先，实事求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都必须立足自身的土壤，从实际出发。

任何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再动听的词句也只会带来灾难。

红军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教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铭记。

其次，独立自主是立党立国之本。

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甩开拐杖，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了自己的路线问题。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第三，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永葆生机的密码。

一个政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讳疾忌医、不敢直面自身问题。

遵义会议的伟大，正在于我们党在生死存亡关头，敢于拿起手术刀向自己开刀，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这种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历经风雨沧桑而愈发坚韧的根本所在。

最后，核心的引领至关重要。

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凝聚力量、指引方向、战胜风险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历史一再证明，维护核心、拥护核心，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

回望1935年遵义城里的那三天，似乎还能听到会议室里激烈的争论声，看到那盏照亮中国前途的油灯。

一次会议，改变了长征的走向，也重塑了整个民族的命运。

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坐标，更是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敢于直面深渊、勇于自我革新、善于把握航向的伟大精神。

这种精神，早已融入我们党的血脉，成为我们面对未来任何风险挑战时最可宝贵的力量。

当我们今天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遵义会议的精神火炬，依然熊熊燃烧，照亮前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