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顺流而行者得以繁荣昌盛，逆流而上者则难免覆灭。回顾解放战争那段岁月，众多国军将领顺应时代潮流，毅然决然地走上起义之路，其中尤以三位将领最为知名。

第一，是陈明仁将军，他在四平之战中展现出了非凡的英勇，令我方遭受重创。起义之后，陈明仁将军依然掌管军队，担任了我军第21兵团的司令一职，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荣膺上将军衔。

第二，是曾泽生将军。在长春起义之后，他依然率军作战，荣任我军第50军的军长，并率领部队投身抗美援朝的战场。彭总曾亲自对曾泽生将军说道：有我在，彭德怀坚定地表示，50军不仅不会遭受改编，还将优先获得更新装备！1955年，曾泽生获中将军衔。

第三，最知名者便是傅作义将军。正如毛主席所言：“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将军功勋卓著，人民将永远铭记您的贡献！令人不解的是，傅作义发动起义后，既未像陈明仁、曾泽生那般继续领兵，亦未获封军衔，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一、级别不同导致

陈明仁在起义之前担任国军第一兵团的司令，而曾泽生则在起义前执掌国军60军的军职。正因如此，陈明仁得以荣获上将军衔，而曾泽生则被授予中将军衔，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在起义爆发之前，陈明仁的军衔便高于曾泽生。

审视傅作义，虽身为“华北剿总”，实则担当着封疆大吏的重任。因此，在评价他时，不宜以陈明仁等国民党将领为标准，而应参照程潜、卢汉等人的地位——实际上，若论实际权力，傅作义甚至超过了程潜与卢汉。毕竟，傅作义一手掌管党政军大权，而程潜则无兵权可依，兵权实际上掌握在陈明仁手中。

等级之别，实权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各自的影响力存在差异。以董其武将军为例，他虽与傅作义将军同被授予上将军衔，却始终位居其下。故而在严格意义上讲，起义之前，傅作义将军的身份更应归类于国民党的高级领导人，而非“国军名将”之列。

若您仍感困惑，不妨借鉴李宗仁与白崇禧的经历。在争取白崇禧起义之际，我们的毛主席曾明确表示：他统帅30万，我军3年未入桂。既然李宗仁并非统兵之人，那问题来了：为何不让他来担任这一职责呢？原因在于李宗仁身兼桂系首领之职，主要负责政务，而白崇禧则主管军事，实为国军中的杰出将领！

在这种情境之下，傅作义将军再领兵作战，实属不切实际——在此之前，其部下已代为执掌兵符、征战沙场。如今却要求傅作义将军再度肩负重任，此举未免太过不合情理！

若阎锡山与傅作义同时举义，唯有在此前提下，傅作义才有机会率军出征。岂能仅由阎锡山一人承担？毕竟，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阎锡山在地位和影响力上均远超傅作义。

二、起义时无部下

傅作义的起义，与蒋介石的猜疑密切相关。彼时，傅作义的精锐部队要么被我国解放军所歼，要么分散驻守于绥远或天津，或是进行抵抗。

当时，傅作义所处境遇极为复杂。他的主力部队，要么已被我解放军所歼灭，要么远离身边，实力已显著削弱。至于他身边的第四兵团与第九兵团，则均为蒋介石的中央军编制。第四兵团由李文担任司令，而第九兵团则由石觉执掌帅印。

严格意义上讲，这两位人物实际上是在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对傅作义进行监管。这情形颇为有趣，因为傅作义的直属部队正效忠于蒋介石。然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却负责监视傅作义，这样的安排让傅作义怎能感到满意？

“我等并无妨碍，只需派遣飞机将我等送回南京即可。”傅作义应允了他们的请求。然而，在登机之前，他们仍不忘发布一则通告，其中对傅作义的不忠之举进行了严厉抨击。

傅作义在起义后虽声称仍拥有二十万兵力，但实际上其嫡系部队已所剩无几——尤其是蒋介石的十万中央军，显然不会无条件的服从他。这与陈明仁、曾泽生的情形不同，他们直接掌握了原有的军队，并在起义后继续担任指挥。

若真意欲傅作义掌兵权，却能否将这支部队交予他？彼时，陈长捷在天津遭遇全军覆没，而董其武则在1949年9月于绥远发动起义，理应由董其武接管绥远军。难道我们打算让傅作义领导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这绝无可能，非但不是对傅作义有所怀疑，实则在于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体制与带兵理念，双方彼此间相当陌生。如此差异，要达到良好的协调，需要多少时日方能磨合？那时正值战火纷飞，这岂是闲极无聊时的消遣？

即便如此，我们的毛主席仍为傅作义安排了“军事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职位，这不仅是对他戎马生涯的一种认可与慰藉，同时也彰显了他在级别上的尊荣。

三、 自己的要求

傅作义起义后，明确表示：我在绥远从事水利工作已有数年，尽管如今已投身革命，我的心中依然怀揣着为人民建功立业的愿望。我渴望重返绥远，继续投身于水利事业。

换言之，傅作义已明确表态不再掌兵，理应尊重其个人选择。然而，有人曾言：“关键在绥远！”这言外之意，似乎暗示傅作义心怀私欲，意图重返故土。对此，我只能感慨：这样的视野未免过于狭隘。

自抗战岁月，傅作义将军统率军队驻防绥远之地，便着手进行水利建设，并且特地组建了水利指挥部。最终，他更是响亮地提出：“治水与治军，同等重要！”可见，傅作义兴修水利非同儿戏，非为博取虚名，而是脚踏实地，以实际行动践行其志。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1939年至1945年那段岁月里，傅作义率领部队修建了约1500公里的巨型水渠，而小型水渠的总长度更是超过了3000公里。这些水渠的建成，有效地灌溉了超过千万亩的农田。

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水渠与农田的含义不言而喻。特别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样的举措显得尤为珍贵和稀缺。因此，他提出要投身绥远的农田水利建设，不过是意在强调，他心怀真诚，渴望为民众建功立业，绥远地区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

此外，傅作义究竟何许人也？刘禅的“此间乐，不思蜀”与后来改口称“先人坟墓，远在蜀地，心中西望，每日思念”，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傅作义难道会不知？他难道还会沉溺于这种早已过时的“玩笑”，企图重新崛起？未免太小看傅作义的能力了！

毛主席立刻领会，回应道：对于傅作义这样的贡献，仅仅如此安排尚显不足，因为他的功绩远胜于众人。若非傅作义毅然选择坚守北平，今日之北平城恐难存，我们亦无法在此召开会议。傅作义功勋卓著，理应授予他部长的职位！

这正是气度非凡！傅作义听闻此事后，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应允。为了协助傅作义顺利开展工作，毛主席更是毫不留情地指责了那些不予以配合的个别人士，言辞中透露出坚定的支持。哪位英雄豪杰，能够巧妙地将北平二十万守军调离城池，让他们遵从我们的安排，从而使得我人民解放军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和平解放北平城，确保这座历史名城免受任何损害呢？”

一句话，傅作义扫清了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