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玉莲忆往昔：大哥饶漱石的关键人生节点
01
认知起伏跌宕
饶漱石是我同父异母兄长。
他比我年长整整二十八载，在我尚未降临人世之际，他已投身革命。因此，在解放战争之前，我们之间并无一面之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理，开始涉猎书籍。父亲对我这位最钟爱的儿子评价极高，常以他为楷模来教导我们。他言其胸怀大志，心怀理想，对民族危机和人民疾苦深表关切；赞其聪慧过人，学习自觉，成绩斐然，尤其在语文和英语方面更是出类拔萃；又夸其思维敏捷，口才了得，勤于思索，善于决断，遇事沉着冷静，行事稳重，具备治理国家的潜质。
父亲在我们面前时常如此赞誉他，因此我自幼便对饶漱石怀有深深的敬意，认为他非凡出众，远胜于我们其他兄弟姐妹。
1949年，南昌宣告解放。消息传来，饶漱石已抵达上海，荣升要职，担任了三野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
陈赓同志莅临南昌之际，特地前往我家探望，并亲切慰问我父亲。
“您培育出的饶政委，堪称家中的瑰宝，不仅为贵府增添了荣光，亦为我党和军队赢得了荣誉。”
我对饶漱石更加敬重。
1950年，在抗美援朝的号角声中，我积极响应中央的召唤，毅然决然地投身军旅。次年，我荣幸地被分配至北京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1952年，饶漱石由上海转至北京履职。未几，他便特地前往装甲兵司令部探望我，这成为我们兄妹生平中的一次珍贵相聚。
尽管我们并非亲生兄妹，却丝毫没有那种生疏感。他对我如同对待亲生的兄弟姐妹一般，充满了亲切与温暖。
自此，每逢佳节，我便常往他居所探望，与他闲话家常，共享美味佳肴，陪他漫步街头、观赏电影，共度温馨时光。
1953年，我脱下军装，步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课堂。那段时间，周末我常常造访他的寓所，与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我察觉到他身体状态不佳，精神状态也略显颓废，常显得疲惫不堪，话不多，显得沉默寡言。然而，他的生活节奏却井然有序，作息规律，饮食按时按量，且以简朴清淡为主。
他滴酒不沾，香烟亦不近身，人际交往稀疏。他的穿着亦极简朴，无一袭华服，汗衫上修补的痕迹屡见不鲜。
某日，我向他提出了一项请求，表达了我的困扰：目前我在课堂上需要做大量笔记，携带蘸水笔颇感不便，可否为我购置一支自来水笔？
我哥哥言道：“目前大家生活都颇为不易，能够享用自来水笔的人寥寥无几，你大可不必刻意追求与众不同，与同学们保持一致为好。在我出访苏联之际，带回了一支看似钢笔的圆珠铅笔，特此赠予你，以作纪念。”
说实话，这支笔实属平常，并无太多实用之处，它不过是一件纯粹的纪念品。与他的交往数年，这竟是他赠予我的唯一一件小巧的纪念之物。
1954年的八九月间，组织上向党团员传达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说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妄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就是以后说的所谓“高饶反党联盟”。
我听闻此事后震惊不已，仿佛后脑勺遭受了重重一击，脑袋瞬间变得昏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是难以置信！
在与他的交往中，他总是用尊敬的称呼：主席、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等，我从未察觉到他流露出一丝对中央领导的不满情绪，因此对他为何会反对他们感到困惑。
在深陷痛苦与无力的漩涡中，我匆忙寻至男友的怀抱，向他倾诉满腔的忧愁，泪水夺眶而出，我们相拥而泣，痛哭不已。
我的男友劝我：
“别伤心，我始终在你身边。记得，要坚定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党中央绝不会错怪无辜之人。我想你哥哥可能确实是犯了错。毕竟，谁能做到完美无缺呢？只要认识错误并改正，那么他就是一位优秀的同志。”
在男友的劝慰之下，我的心情似乎好转了许多。自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与大哥取得联系。
重返校园，我继续投身于学习的行列。然而，周围人们的目光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与我往日交往的朋友也日渐稀少。孤独与寂寞如同一块沉重的乌云，笼罩在我的心头，让我感到压抑。
1955年五月，再度传来了消息，称饶漱石成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如今已被捕并关押于牢狱之中。
尽管心中充满疑惑，却也只能无奈地任其自然发展，只得全权交由党组织对他作出安排。
我的父亲，饶思诚，彼时身为江西省的副省长。饶漱石，原本是他最钟爱的儿子，承载着他的厚望，亦是他精神世界的坚实支撑。然而，饶漱石如今陷入困境，父亲内心的隐秘痛苦，不言自明。
但他还是强打精神教育我们：国事为大，家事事小，要大义灭亲，要坚决与饶漱石划清界线，要相信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尽管如此，他内心深处的忧伤却难以平复。自那以后，他整日愁眉不展，心事重重，时常一连数日卧床，以生病为借口，闭门不出。三年时光匆匆流逝，他在无尽的失望中默默离去，悄无声息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我们子女们始终遵循父亲的“大义灭亲”教诲，坚定地追随党的步伐，坚信党对饶漱石问题的判断与处理是公正无误的，不仅在思想上，更在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
然而，客观的事实与变迁往往令人困惑、心生迷茫，甚至痛感心酸。
我的伴侣，亦即我眼前的爱人，自1954年起便陷入了边缘化的境地。自1955年起，他历经了一年多的政治与历史审查，尽管审查并未揭示任何问题，他却迟迟未能获得应有的军衔。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行事谨慎，言辞谨严。然而，多年之后，在翻阅档案时，却赫然发现一条记录：标注有“右派言论”。这一发现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1958年盛夏，他转业至南大荒（盘锦农场）参与劳动。同年秋季，为了维护夫妻关系，我便随他一同调往江西工作。
从头起步，他投身于中学教育，始于初一，终至大学。在“文革”的尾声，他又遭遇下放至农村的命运，此一经历持续了整整五年。
本人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东北抚顺工作。一年之后，我被调至江西，并在省石油局、化工石油局等机构担任过职务。1960年代初，我曾被下放到工厂，在基层担任计划统计员一职。随后，“文革”后期，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农村，度过了三年的农村生活。1973年，我重返原厂，并被调至食堂担任会计，直至退休。
我的二兄，于1958年亦从志愿军退役，重返江西，投身于中学教育。然而，“文革”期间，他屡遭盘问，加之与饶漱石的血缘关系，更令他遭受了长达四十天的隔离审查。
我的大姐曾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担任技术员。不幸的是，在“文革”期间，她因与饶漱石有关联，屡遭批斗与毒打，最终在折磨中离世，甚至死后，其骨灰亦未获准保留。
02
痛苦中的感悟
那一年，1983，我卸下了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踏入了退休生活的崭新篇章。
我得以拥有更多闲暇时光，深入浏览与阅读关于我大哥的各类文献与资料。同时，也有机会观看与他生平相关的电影与电视剧。在这样的静谧环境中，我得以静心沉思，深入思考诸多问题。
经过多年的潜心学习、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我逐渐意识到，众多事实并非如媒体所宣传报道的那般。
在激烈的思维交锋中，我似乎领悟到了几点心得。尽管这些领悟的诞生伴随着痛苦，但它们源自内心的深处，是真挚的，是切实求是的。
饶漱石非反党亦非反革命。
依据相关资料的揭露，饶漱石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反党，即所谓的“高饶反党联盟”；
二是涉及反革命罪行，具体而言，是“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中的首要分子。
所谓反党，实则是指那些背离党的纲领与路线，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如王明与江青之流，他们的行径严重损害了党的事业，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饶漱石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即便在他被捕的前夜，仍旧坚称党中央与毛主席对他深信不疑。
他未曾有过任何背叛党的言论或行为，他的一生，始终对党忠诚奉献，未曾造成任何损害。
至于他与高岗的所谓联盟，恐怕只能归结为“事出有因，却无确凿证据”。
据现有资料披露，饶漱石与高岗在早年并无交集，二人素不相识。直至1952年，饶漱石被调至北京，两人才有过短暂的工作往来。然而，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中并无任何联系，甚至连双方的秘书都未曾相识。
在党的会议上，同志们各抒己见，虽或有意见彼此相通或相近，然而这恰恰是党章所允许的。决不可将持有相同或相似观点，或是发表类似意见，视为某种联盟。若真如此，党章的规定将沦为空洞的条文。
提供两种情况供思考。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指出：
“1953年，高饶集团的问题浮出水面。众所周知，彭德怀深陷其中，而我们当时努力确保了他的安全。这究竟是一个高饶联合，还是高彭联合呢？”
1962年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谈及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时明确指出，不宜为其进行平反。
“究竟是从高到饶的联盟，还是高与彭的联盟？恐怕应当是彭与高的联盟。”
由此可见，即便是毛、刘二位亦未证实“高饶联盟”之存在。
1955年，在中央全会上作出决议，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其中，饶漱石被视为庇护“内奸分子”潘汉年、扬帆的罪魁祸首，亦即所谓的“包庇反革命的逆贼”，因而三人相继被逮捕并关押入狱。
在1965年8月30日，我国最高法院作出终审裁决针对饶漱石案件时，并未涉及潘汉年的名字，但明确指出饶漱石曾庇护“内奸分子”扬帆与“中统特务分子”胡钧鹤，据此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潘、扬、胡三人已得到平反，而饶漱石却无人庇护，那么反革命罪名又怎能成立呢？
饶漱石：功臣非罪人。
饶漱石于1923年投身革命洪流，直至1955年不幸被捕入狱。在这32年的漫长岁月里，他矢志不渝地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壮大与发展，以及新中国的创立与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历经风雨，矢志奋斗。
他曾担任要职：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共青团满州省委书记、中共满州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作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他还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调部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等关键领导职位。
通过审视上述简历，我们不难发现，饶漱石的前半生既辉煌耀眼，又多姿多彩。在众多老一辈革命家中，像他这样拥有如此丰富多采革命历程的，实属难得一见。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饶漱石凭借卓越的能力和显著的成就，得以在党内及军内屡获晋升，担任关键职位。
此处需强调几点：
关于他在新四军的工作
同年1月，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在此人事调整中，饶漱石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政委，而陈毅则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同时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及政委）。
关于他在此职位上的成就与贡献，鉴于我并非亲身经历者，自不敢轻易发表意见。然而，我愿引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蔡晓鹏先生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发表的《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一文中的相关论述，以一窥其全貌。
蔡先生说：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总军力的22%，伪军的30%；
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我们与日伪军交战达2.4万次，共毙伤俘敌41万。在此期间，我们成功收复了国土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了3400万民众，并先后建立了苏中、淮南、盐阜、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8大抗日民主根据地。
原主力部队自初创时期不足万人，现已壮大至21.5万人之众；同时，地方武装扩充至9.7万人，民兵自卫力量更是达到了96万人之巨。
截至1949年年末，以新四军为基石的第三野战军已壮大成为一支拥有120万之众的强大军队（其中野战部队82.5万人，地方武装约39万人）。
蔡先生还说：
“历经皖南事变，新四军自此独立承担起军费与军需供应的重任，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与努力。
首先，“取之于已”：自1942年起，我军启动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部队自行组织农业生产，包括开垦荒地、种植作物、收割芦苇、捕捞鱼类、饲养鸭子、采集莲藕以及养猪等。同时，各部队还积极创办了多种军需工厂，如被服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以及煤厂等，显著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以1943年为例，军直属队实现了自给自足，供应了8个月的蔬菜、10个月的食盐以及全年的肉食，其生产的价值高达500多万元。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支。随着日本投降，我方在后续的反攻中，又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弹药、被服、粮食，以及金银、钞票和其它贵重财物。
三是“取之于民”，即实施粮食征收与税收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上交军部，三分之一上交驻军，余下一分之一则归地方支配。四是“取之于商”：这一策略尤为华东地区所特有。苏中一师巧妙运用特殊采购渠道，在1942年至1945年间，从上海购入的军需物资总量达到约2400吨，其货值高达银元五亿元。皖江七师则依托长江这一交通要道，在1942至1945年间展开了每日千船出进的货运大贸易，向军部上交的法币累计高达5300万元（折合约黄金26.5万两），同时还引进了大量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军需物资。皖江七师的这一举措，不仅在全军中名列前茅，更成为以商养军的成功典范。
“华中各根据地在财经工作中秉持‘先富民，后足兵’的原则。首先，实施精兵简政，将党政军脱产人员比例严格控制在当地农民总数的2%以内；其次，推行减租减税政策，以促进农业发展；再者，积极扶持民间小工商业的成长；此外，注重水利建设，以灌溉富民，各地均开展了水利公用设施的建设工作，其中六师、七师的表现尤为突出。至建国初期，华东地区的财政收入已占全国总量的70%。”
新四军的诸多创举，以及其在军事与财经领域的卓越成就，无疑是全军指战员集体智慧与不懈努力的结晶。
然而，身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及党委首脑，饶漱石在研究、决策与执行相关工作方面，显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作为华东野战军所发起的规模最为宏大的军事攻势，一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有人曾言，“淮海战役实为二野所主导。”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本段旨在引用《辞海》1979年版的相关记载，以阐释此问题之所在。
《辞海》记载，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下辖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则设有七个纵队……总兵力超过六十万人。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拉开序幕，整个战役可分为三个战略阶段。
在第一阶段，自11月6日至22日，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成功围剿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并击毙了该兵团司令黄伯韬。同时，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下辖的三个半师，共计两万三千余人，在台儿庄与枣庄一带毅然起义。
在第二阶段，即自11月23日起至12月15日止，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并肩作战，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一带成功围剿了第十二兵团，生擒兵团司令黄维。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率领的西逃部队围困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和陈官庄地区，并彻底歼灭了企图突围的第十六兵团。
在第三阶段，自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协同支持下，于1月6日对被围困于青龙集、陈官庄地区的敌军发动了全面攻势。经过连续四天的激战，成功全歼了第二、第十三两个兵团，生俘了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并击毙了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至10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在此期间，共歼灭国民党军五个兵团及一个绥靖部队，总计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其中四个半师选择起义），共计五十五万五千人。
《辞海》对于淮海战役的概述，无疑体现了较为客观和真实的记录。从中可以窥见，淮海战役的胜利实乃华东野战军主导，中原野战军紧密协作之果。
在兵力部署方面，华东野战军投入了16个纵队，相较之下，中原野战军仅动用了7个纵队。就战果来看，华东野战军成功消灭了4个敌对兵团，而中原野战军仅击溃了一个兵团，这一成就亦得益于中野与华野的紧密协作（部分资料提及，华野曾派出两个纵队提供支援）。
因此，认为“淮海战役是二野独力所成”的观点与史实不符，纯属偏见，不足以采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昔日井冈山上的“朱德扁担”竟被误传为“林彪扁担”的荒谬之举。
我党一贯重视问责机制：若工作中出现问题，必追究相关领导者的责任；反之，若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领导者亦功不可没。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华东野战军的政委——饶漱石（编者注：实际应为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贡献自是不可磨灭。
第三，接管上海
1949年5月，随着上海的解放，饶漱石荣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并担任上海市委的首任第一书记。
曾流传一句俗语：攻克上海或许不难，但要治理好上海却非易事。岁月流转，事实逐渐揭示了真相：共产党不仅成功解放了上海，更在治理上海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能力，成效显著。
根据现有资料的记载，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实施了一系列主要举措：
(1) 充分激发并运用了新四军及华东各战区长期培育、锤炼出的众多治国理财英才的主动性与智慧。
华东财委主任曾山率领的团队进驻上海，面对当时混乱的局面，迅速作出决策，废除了法币（金圆券）的流通，全面启用人民币作为交易媒介。与此同时，他们积极调配商品供应，确保上海市民能够感受到市场物资的充足，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得到保障，物价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对黑市交易及投机倒把行为实施了坚决的打击，市场秩序得以迅速恢复，步入正轨。
上海素以工商业繁荣著称，市委果断决策，助力企业家迅速恢复生产秩序，督促商家即刻恢复营业，同时在税收政策上进行了全面整顿与革新。不久之后，上海便焕发出全新的经济活力，构建起一个崭新的经济秩序。
(2) 随着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溃败撤退，一批潜伏的特务随之留存，同时，部分顽固的国民党组织和成员亦未能及时撤离。他们构成了上海治安的严重隐患，犹如侵蚀团结安定的毒瘤。唯有消除这一隐患，根除这颗毒瘤，上海方能迎来真正的安宁与和平。
为此，上海市委在饶漱石的领导下，推出了一项独特的策略，即“以特反特”，此举迅速获得了市委全体成员的普遍赞同。
所谓“以特反特”，即是指运用诸如胡钧鹤这类人物，他们曾是共产党员却最终叛党投敌，后经反省又回归投诚的“特务分子”。作为知情人，他们与敌方特工有着某种联系。我公安人员巧妙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情况和信息，采取果断措施，将他们逐一予以铲除。
成果显著，战果丰硕。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所提供的数据，由胡钧鹤主任领导的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以来至1951年解散，短短两年间，总计提供了1142件敌特线索。这些线索助力破获了蒋介石派遣的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的武装匪特活动共470起，并成功缴获电台81部。
这些成就为上海的长久治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尽管饶漱石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被以包庇反革命罪入狱长达20年，并在狱中病逝，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评判。
（三）1949年5月，上海宣告解放，紧接着在当年的秋季，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上海的郊县地区迅速展开。
运动不仅启迪了无数农民，提升了他们的阶级意识，而且让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进而点燃了他们投身生产的热情与积极性。
尤为关键的是，通过运动彻底根除了藏匿于农村的反动势力残余，以及那些地主恶霸分子，从而使得上海郊县呈现出一片欢声笑语、生机勃勃的生产景象。
土改落幕之际，1951年年底，依据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海市区随即展开了“三反”“五反”运动。此次运动对干部队伍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廉政洗礼，而对工商业者则进行了一次行业自律的强化教育。此举沉重打击了一批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促使上海的工商业逐渐回归到合法经营、诚信为本的康庄大道。
在短短三年间，得益于上述举措，上海焕然一新，昔日风貌已蜕变，展现出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国际大都市新姿。那些曾声称“共产党无法治理上海”的言论，亦随之销声匿迹，不复见于公众视野。
上海在过去三年的治理成效显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饶漱石同志的贡献自是不可或缺。
有些媒体缺乏实事求是。
饶漱石曾任新四军政委，这一点毋庸置疑，铁证如山；同样，他亦担任过华东野战军政委，同样事实确凿，不容置疑。
然而，在诸多关于新四军与华东野战军的报道中，却鲜见提及饶漱石的名字，仿佛这位人物从未存在于新四军与华野的历史之中，更遑论担任政委一职。
《潘汉年》这部电视剧中，饶漱石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剧中却将他刻画成一位卑躬屈膝、昏聩无知的老人，仿佛只是一个滑稽的角色。实际上，当时他年仅三十八岁，正当壮年，正值加盟新四军的关键时期。
据我所了解，淮海战役的策划主要出自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的智慧之手（当时陈毅将军已被调往二野担任副司令员，驻守于郑州），随后经过中央的批准，得以有条不紊地组织实施。
然而，在关于淮海战役的报道以及电影、电视剧中，饶漱石的形象却鲜有出现。这或许让人误以为华东野战军缺少了一位政委，实则不然。饶漱石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地履行着他的职责。
有人将1942年新四军在江苏盱眙县黄花塘开展的整风运动夸大其词，称之为“黄花塘事件”，实则该事件乃“社会上罕见的重大事件”。
黄花塘整风并无所谓“不寻常”，实则是我党历次整风活动中的常规之举。参与过这一运动的资深党员，我想大家心中都自有一番体会。
1942年，整风运动的核心举措之一便是整顿思想风气，旨在彻底根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受左倾思潮的左右，撤销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自己取而代之，此举无疑是错误的。在运动中，群众自发地揭露和批判这一行为，实属自然而然之事，任何人都不应予以阻挠。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文革”中的那句名言：“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1942年，尽管毛主席的声望还未达到“文革”时期那般炽热，但已如同初升的朝阳，光辉逐渐显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若有人对毛主席进行反动，并在运动中被揭露和批判，这无疑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
（在批判饶漱石的座谈会上，陈毅以不容置疑的语气高声宣称：“我陈毅并非十全十美，‘黄花塘事件’中，我亦犯有过失。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曾犯下过错，在红四军时期，我曾对毛主席的领导表示过反对，那是我犯下的错误。对此，无论何时，我都愿意坦诚接受并承认。
在“黄花塘事件”期间，我犯的错误在于当时对中央产生了不满情绪，尤其是对中央派遣饶漱石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的决定感到不悦，心中怀疑中央是否对我产生了不信任感。
这难道不是“黄花塘事件”的核心问题所在吗？
有人质疑，陈毅在黄花塘遭受打击，是因饶漱石一手策划，意图将陈毅排挤。然而，细思之下，饶漱石与陈毅并无旧怨，双方亦无恩怨纠葛，饶漱石刚上任，难道真有必要做出如此不明智的行为吗？
基于我对他的深刻认知，饶漱石性格谦逊，行事严谨，绝不可能做出此类荒谬之举！
再者，作为军长，陈毅的地位岂是政委所能轻易撼动的？若要处理军长，必须有中央的批准或具体指令，否则单凭一方之力是无法对军长进行处置的。
于运动之际，民众纷纷涌现，纷纷要求炮轰军长，并提出数点建议，此举无人能阻，亦属理所当然。
陈毅将军最终告别新四军，踏上前往延安的征程。有人传言，这背后是饶漱石将其排挤所致。然而，此言实属无稽之谈。饶漱石并无此等权力，毕竟陈毅身为军长，其去留事宜唯有中央方能定夺。
事实上，鉴于陈毅在新四军面临诸多困境，最终不得不将其调任延安，以便参与中央层面的整风运动。
抵达延安之际，陈毅急于向毛主席汇报黄花塘的整风情况，毛主席听后回应道：
关于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的论述，即便连续三天三夜也不觉冗长；然而，若谈及黄花塘的整风运动，或是提及小饶，我则毫无兴趣倾听。
这表明，党中央及毛主席对黄花塘整风持赞同态度，并对饶漱石给予了全力支持。
有观点指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之位，乃饶漱石因官欲过盛，主动争取所得。
说法不合理不实际。
当时的任命程序允许事先征询下属的意见，然而，最终的决定权仍掌握在上级手中。
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确实是在充分征求华东局党委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陈毅同志本人曾明确表示，由于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因此婉拒了这一职位，这一情况是明确无误的。
经过充分酝酿，党委其他成员一致赞同陈毅的观点，并最终提议由饶漱石接任。饶漱石表示，既然工作总得有人承担，便应接受大家的建议。
华东局将相关情况上报至中央，中央随后正式任命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一职。这一任命过程完全遵循了人事任免的规范程序，与那种索求官职的风气毫无关联。
再者，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质上属于具有统战功能的虚职。饶漱石当时已担任华东地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握有实权，他何必再争夺这样一个闲散职务呢？我认为饶漱石不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即“饶漱石在中组部内引起了一场风波”。
1952年，中央政府委派饶漱石担任中组部部长一职。然而，副部长安子文却未与部长保持沟通，擅自草拟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无论存在多少客观理由，此举都构成了对部长权威的严重挑衅，属于典型的违规行为。作为部长的得力助手，副部长并无权限擅自作出此类决定。
事发之后，部长对副部长进行了必要的批评与教育，这一做法合乎情理，无可挑剔。
一切事务均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便无法形成秩序。若安子文副部长此类行为得以蔓延，岂不导致混乱不堪？
有人坚称饶漱石犯了错误，但我实在不明白错在何处？试问，若您身为部长，您能否容忍此类行为？
饶漱石与陈毅、安子文三人之间，并无旧日交情，亦无历史纠葛。他们之间，仅仅是新组建工作团队的伙伴。
因此，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纷争仍旧局限于工作或思想层面的问题。若有人试图将其与反党行为牵扯在一起，恐怕是有些偏离主题了。毕竟，陈与安并非党的代表。